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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传统财富观念差异（第1页）

中西传统财富观念差异

由于财富生产方式的差异，中西文化在财富观念上，难免大异其趣，以下几个方面可见一斑：

1。个体还是集体的财富

西方社会在早期即由于海上贸易的发达，改变了财富取得的方式。原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生产组织趋于瓦解，非血缘的生产组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家庭甚至个人成为财富占有的主体。商业的繁荣使人们日益脱离原有的亲族团体，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参与到与各色人种的频繁的交易之中。

古代中国特别是民族文化筑基时期，个人根本不是占有财产的主体。名义上所有财产都属于天，而由王来行使管理权，即使“授民授疆土”，封赐出去的财产仍然可由封赐的人随意支配，财富仍保持着属于一个整体的状态。“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财产根据一个人的宗法身份分配，再辛勤的兄弟也得将所得的大部分贡献给宗子，宗族内不存在所有权意义上的财产区分。以后虽然占有财富的单位有缩小的趋势，但“家人共财”仍是不变的规则。“子妇无私财”、“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和朝庭热衷于褒奖所谓“五世同堂”、“七世同堂”等也都使个人或小家庭基本上没有独立的财产。

2。动态或静态的财富

海洋文明中，财富更多来源于贸易，贸易中利润既取决于资本，也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且贸易的风险使人们更多地习惯了财富的流转，因此树立起了动态的财富观念。古代东方的君主，都有聚敛财富的嗜好，希腊人却将掠夺的金银投人流通。亚历山大就曾将远征中夺得的财富分配给军队中的老兵，让他们带回希腊，另一方面用于建设城市和其他公共工程。大量的贵金属作为货币投入流通，从而大大地增加了经济的活力。动态的财富观关注财富在流转中的增值。

大陆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土地的收成除了受战乱、洪水、干旱等灾祸的影响外是相当稳定的，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粮食亩产也就在一石到三石之间，决定收入的最根本因素是耕地的面积。在一个农耕社会中，只有拥有更多的土地才能握有更多的财富。因此积聚财富（通常表现为土地的积聚）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样人们自然形成的是静态的财富观念。静态的财富观注意的是财富的积累。

3．财富的度

西方文化受商品经济高风险、高利润的影响，财富观中未设度的概念，对财富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亚里士多德极力推祟私有制，反对对私有财产的数量进行限制。他认为，私有财产从发展、和平、满足、实践和慈善等五个方面均优于公有财产。[1]因此鼓励私人对财产的占有，他所说的财产在内容上就是个人财富。从《十二铜表法》开始的西方法律从未对个人拥有的财富的数量进行过严格的限制。因为财富的数量不受限制，那么只要是正当取得的财富，对财富的所有就被认为是应受保护的。

中国人则不然，农业经济的相对稳定性和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损害使人们认为财富是有度的。中国文化认可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积极价值的，可是似无必要的奢华生活，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因此，农业收获被认为是最为人生所必需。“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是儒家所提出的有代表性的一个理想的财富限度。其他工商业，很容易超出此必需的水准与限度以外，所以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抑商运动。董仲舒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2]财富在伦理上、在会控制上由于有度的限制，实际是对调整过“度”财富的可能性的一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