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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师谈人生一 人生信念（第4页）

从康有为开始，中国人讲自由，讲民主，讲平等，已经讲了一百多年，现在讲人权又成了热点话题。那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怎么样呢？中国人的人权得到了充分保障吗？这不是本书探讨的话题。

大致上，要实现人人“独立平等”，有一个基本条件：国民普遍具有平等意识。如果大家都想高人一等，就无法实现平等了。

所谓平等，并非大家贫富均等、地位均等，而是人格平等、机会均等。所谓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选择自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想过的生活，并为之付出努力，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我们想追求平等、自由，首先必须具备如下三大理念：

第一，以平等心态看待每一个人。

有的人总是用高低贵贱来看待人，总想做人上人，这就难免心态失衡。所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告诫青少年们说：“不要做人上人，也不要做人下人，要做人中人。”只有把自己放在众人平等的地位，才可能保持平和的心态。

但是，人处在社会上，财富地位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能获得平等的心态呢？

有人曾用农民洗红薯来比喻人生际遇——在南方农村生活过的朋友大都见过洗红薯的情景：将新挖的红薯放在竹箩中，浸到水里，左右摇晃，红薯便不停地浮上来，又沉下去。人生也是这样啊！有时候，这拨人浮上来，那拨人沉下去；有时候，那拨人浮上来，这拨人又沉下去。社会是动态的，人生是动态的，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过几年可能成了千万富翁；一个富甲一方的人，过几年可能蹲进了监狱，这不是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吗？

其实，无论这只红薯浮上来，还是沉下去，都是一只红薯，大同小异；无论这个人地位高低，都是人中人，人格平等。想通了这个问题，你就会真正获得平等的心态。

第二，尊重每一个人。

你的地位不够高，固然不能轻视别人；你的地位很高，也不能轻视地位比你低的人。相反，你的地位越高，越是需要地位较低的人维护。世上的事都是如此：你把自己摆得越高，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越低；你的姿态越低，别人把你看得越高。

有的人尊重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却轻视不如自己的人，侮辱地位比较低贱的人，这不仅会损害人格，有时还会带来意外的风险。

一位富翁给他的儿子讲过一个他亲历的故事：那天，富翁打算乘飞机到纽约去。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时，一位男士也在托运行李。男士粗鲁地催促搬运工动作快一点，稍不如意，就骂搬动工“狗娘养的”。搬动工默默地忍受着呵斥。

男士离开后，富翁心里过意不去，走上前去安慰那位搬运工说：“您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尽管有人对您无礼，您还是保持了克制。”

搬动工淡淡一笑说：“这没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随即，他又补充说：“那个人想去纽约，不过他恐怕需要到洛杉矶去取他的行李。”

相对来说，小人物打击你的力量比帮助你的力量更大。打个比方，一个人没有能力盖起一座房子，他却有能力拆毁一座房子。很多人的“房子”不是毁在比自己强大的人手上，而是毁在小人物手上。

春秋时，郑国进攻宋国。宋国派大将华元率军迎敌。为了鼓舞士气，华元杀羊犒劳将士们，却没有分给为自己驾车的羊斟吃。开战后，羊斟恨恨地对华元说：“以前分羊肉，是你做主。今天的事，是我做主。”说完，驾着车子一直驰入郑军中。结果，华元被俘，宋军大败。

华元也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毁在一个微不足道的车夫手上，这是他的愚蠢。因为他不懂得放低姿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首先就要学会谦虚谨慎。无论对方地位高低，都不宜怠慢。这不仅是修养，也是一种进取和自保的智慧。

康有为哲学

康有为堪称第一个试图以儒学方式汲取西方“人权”思想的中国人，他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一部人权书。但康有为所谓“人权”，其实是“民权”，即群体的权力，与西方“天赋人权”含意不同。康有为还提倡男女平等，是现代中国女权的最早提倡者。

以“免苦求乐”为己任

康有为说：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平了天下怎么样呢？不是为了自己坐享功劳，而是为了大家生活幸福。

康有为把儒家的政治理想进一步定义为“免苦求乐”四字，“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他认为，古代圣贤提出的各种办法，都是为了让人们解除痛苦，求得安乐。“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能够让每一个活着的人快乐越来越多，痛苦越来越少，是符合人类进化之道的。在这里，康有为用了“进化”二字，可以看出他将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整合的努力。

将幸福定义为苦少乐多，大致是不错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和追求的。在大家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难免存在名利的得失。得到的就乐，失去的就苦，如何让大家都苦少乐多呢？这是一道从古到今的大难题。康有为试图解决这道难题，但没有成功。他倡导的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告流产了。即使能够实行下去，也未必能出现天下苦少乐多的结局。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他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还说：“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何让“水”安于载“舟”而不“覆舟”呢？他认为，应该施行善政，让百姓生活幸福。

当时，经过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民生凋敝，“米谷踊贵”。加上天灾频繁，突厥入侵，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据史书记载贞观六年时的情景：“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谨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苦多乐少，自然会闹事，所以社会治安一直很差。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以封德彝为首的一派大臣主张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用对外大动干戈来缓解国内矛盾。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强征暴敛，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以魏征为首的一派大臣却主张实施仁政，与民休息。

李世民倾向于实施仁政，但局势如此混乱，他对于能否达成愿望颇不自信，所以频频召集大臣们磋商，以思良策。

一次，在与大臣们会商时，他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国家处于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短期内很难实现天下大治。”

魏征反驳说：“不然！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因为人在危困之时就会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盼望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如果百姓期盼安定，就容易教化了。这如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是同样的道理。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皇上能静以待民，少征徭役，与民休息，这样一来，百姓安定，国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了。”

李世民听了，不由连连点头。

可是，封德彝却站起来反对说：“夏、商、周以后，人情越来越奸诈虚伪，所以秦朝使用严刑峻法，汉代又参用威势权术。他们哪里是不想教化呢？只不过想教化而为形势所迫，不能教化罢了。”

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内的人民而实现了天下大治。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封德彝一时语塞。

李世民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推行王道政治，也就是“圣哲施化，施仁政于民”。魏征在其“圣哲思化”思想的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以静安民的主张，他说：“君王宜修正其身，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君王无为则人民安乐，君王多欲，则人民困苦。”

最终，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老百姓饱受战乱的创伤，如今得到一个“养伤”机会，痛苦遂逐步减轻。又有了安心生产的条件，物质生活日益富饶，快乐遂日益增多。大唐的综合国力也因之日益强盛，社会开始走向空前的繁荣。

以此观之，设法让广大民众苦少乐多，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