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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报告（第4页）

“完全对，先生。”他谦恭地说。“今早晨我非有那两块钱不可，老板。”

我回到旅馆，在电报上撒了谎。我打电报给杂志社说：“阿·阿戴尔坚持每字八分。”

回电是：“立即同意，笨蛋。”

晚饭前，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像是多日不见的老朋友似的冲过来向我招呼。我难得遇到这种一看就叫我讨厌，却又不易摆脱的人。他找上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酒吧旁边，因此我不能对他说我不喝酒。我很愿意付酒账，只要免掉再喝一巡，但他是那种可鄙的，吵闹的，大吹大擂的酒鬼，每次荒唐地花掉一文钱都要铜管乐队和鞭炮来伴奏。

他像炫示千百万元钱似的掏出了两张一块钱的钞票，把其中一张扔在酒吧上。我又看到了那张缺掉右角，中间破后用蓝纱纸粘起来的钞票。又是我的那一块钱。不可能是别的。

我上楼到我的房间。这个枯燥宁静的南方城市的细雨和单调，使我倦乏而没精打采。我记得上床前，我迷迷糊糊地对自己说：“这里不少人似乎都是出租马车托拉斯的股东。股息也付得快。我不明白——”这才把那张神秘的一元钞票从脑海里排除出去（那张钞票很可以成为一篇绝好的旧金山侦探故事中的线索）。我睡着了。

第二天，塞蒂瓦约皇帝在老地方等我，把我的骨头在石子路上颠到八百六十一号。他在那里等我办完事之后再送我回来。

阿扎里亚·阿戴尔看来比前一天更苍白、更整洁、更脆弱。

签了每字八分钱的约稿合同之后，她脸色更苍白了，开始从椅子上溜下去。我不费什么劲儿就把她抬上那张古老的马鬃沙发，然后跑到外面人行道上，吩咐那个咖啡色肤色的海盗去请一位医师来。我对他的智慧本来就没有怀疑，他知道争取时间的重要性，聪明地丢下马车不乘，徒步走去。十分钟之内，他领了一位头发灰白、严肃干练的医师回来了。我简简单单用几句话（远不值八分钱一个字）向他说明我来到这幢神秘空洞的房屋里的原由。他严肃地点点头，然后转向那个老黑人。

“凯撒大叔，”他镇静地说，“到我家去，向露西小姐要满满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赶快回来。别赶车去啦——跑着去。这星期里你有空的时候再来一次。”

我想梅里曼医师也不太信任那个陆地海盗的马匹的速度。凯撒大叔笨拙然而迅速地向街上跑去之后，医师非常客气而又极其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相信。

“只不过是营养不良。”他说。“换句话说，是贫穷、自尊和饥饿的结果。卡斯韦尔太太有许多热心的朋友，都乐于帮助她，但是她除了那个从前属于他们家的老黑人凯撒大叔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卡斯韦尔太太!”我吃惊地说。接着，我看看合同，发现她的签名是“阿扎里亚·阿戴尔·卡斯韦尔”。

“我还以为她姓阿戴尔呢。”我说。

“她嫁了一个没出息、游手好闲的酒鬼，先生。”医师说道。“据说连那老用人送来接济她的小钱，都被他夺去。”

牛奶和葡萄酒取回来了，医师很快就使阿扎里亚·阿戴尔苏醒过来。她坐起身，谈着那正当时令、色彩浓艳的秋叶的美。她轻描淡写地把她昏倒的原因说成是心悸的老毛病。她躺在沙发上，英比替她打扇子。医师还要去别的地方，我送他到门口。我对他说，我有权并且准备代杂志社酌量预支一笔稿酬给阿扎里亚·阿戴尔，他好像很高兴。

“我顺便告诉你，”他说，“你也许愿意知道，那个马车夫有皇族血统呢。老凯撒的祖父是刚果的一个皇帝。凯撒本人也有皇家的气派，你或许早就注意到了。”

医师离去时，我听到屋子里面凯撒大叔的声音：“他把你那两块钱都拿走了吗?阿扎里亚小姐?”

“是啊，凯撒。”我听到阿扎里亚·阿戴尔软弱地回答说。于是我回到屋里去，同我们的撰稿人结束了业务上的商洽。我自作主张，预支了五十元给她，作为巩固合同的必要的形式。然后由凯撒大叔赶车送我回旅馆。

我作为目击者所见到的事情，到此全部结束。其余的只是单纯的事实叙述。

六点钟光景，我出去散步。凯撒大叔在街角上的老地方。他打开马车门，晃着鸡毛掸子，开始搬出那套沉闷的老话：“请上车，先生。只要五毛钱，送你到城里随便什么地方——马车非常干净，先生——刚刚出丧回来——”

接着，他认出了我。我想他的目力大概不行了。他的大衣又添上了几块褪色的地方，麻线更蓬乱破烂，剩下的唯一的钮扣——黄牛角钮扣——也不见了。凯撒大叔还是皇族的后裔呢!

约莫两小时后，我看到一群人闹闹嚷嚷地挤在药房门前。在一个平静无事的沙漠里，这等于是天赐的灵食，我挤了进去。温特沃思·卡斯韦尔少校的皮囊躺在一张用空箱子和椅子凑合搭起来的卧榻上。医师在检查他有没有生气。他的诊断是少校显然完了。

有人发现这位往昔的少校死在一条黑暗的街上，好奇而无聊的市民们把他抬到药房。这个已故的人生前狠狠打过一架——从种种细节上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身为无赖恶棍，打架倒也顽强。但是他打败了，他的手捏得紧紧的，掰都掰不开。站在周围同他相识的善良的市民们尽可能搜索枯肠，想说他一两句好话。一个面貌和善的人想了好久后说道：“卡斯韦尔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在学校里拼法学得最好。”

我站在那里时，死人垂在白松板箱旁边的右手松开了，一样东西掉在我脚边。我悄悄用脚踩住，过了一会儿才把它捡起来，揣进口袋。照我的揣测，他在临终的挣扎中无心抓到了那个东西，死死捏住不放。

当天晚上，旅馆里的人除了谈谈政治和禁酒之外，主要是谈论卡斯韦尔少校的去世。我听到一个人对大家说：

“照我的看法，诸位，卡斯韦尔是被那些混蛋黑鬼谋财害死的。今天下午他身边有五十块钱，给旅馆里好几个人看过。发现他的尸体时，这笔钱不在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梁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牛角的大衣钮扣，约莫有半元银币那样大小，上面还连着蓬散的粗麻线。我把它扔到窗外，让它落进迟缓泥泞的河水里。

我不知道布法罗有些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