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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报告（第3页）

我给他两张一元的钞票。我递过去时，注意到其中一张是饱经沧桑的。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是破了以后又粘起来的。一条蓝色的纱纸粘住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徒的描写，暂时到此为止，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同他分了手。我拉起绳圈，打开了那扇吱嘎发响的门。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幢房屋只是个空壳。它准有二十年没有碰到过油漆刷子了。我不明白，大风怎么没有把它像一座纸牌搭的房子那样掀翻。等我向那些簇拥在它周围的树木看了一会儿之后，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些目击过纳什维尔战役的树木，依然伸展着枝柯保护着它，挡住了风暴、敌人和寒冷。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年纪有五十左右，一头银发，身体像她居住的房屋一般脆弱单薄。她穿着我生平少见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气派像皇后一般质朴。

客厅空****的，仿佛有一英里见方，只有摆在白松木板架上的几排书，一张有裂纹的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条破地毯，一张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墙上倒有一幅画，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蜡笔画。我四下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的画像和松果篮子，可是没有看到。

阿扎里亚·阿戴尔和我谈了话，其中一部分将转述给你们听。她是古老的南方的产物，在荫庇下细心培植起来的。她的学识并不广博，范围相当狭窄，但却有它的深邃和独到之处。她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她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从推论和灵感中获得的。这就是造成那一小批可贵的随笔作家的条件。她同我谈话时，我不住地拂拭手指，仿佛不自觉地想抹去从兰姆、乔叟、赫兹利特、马格斯·奥雷里乌斯、蒙田和胡德著作的小牛皮书脊上揩来的，其实并不存在的灰尘。她真了不起，是个可贵的发现。如今几乎每一个人对于现实生活都了解得太多了——哦，实在太多了。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扎里亚·阿戴尔非常穷。我想她只有一幢房子，一套衣服，此外就没有什么了。我一方面要对杂志社负责，一方面又要忠于那些在坎伯兰河谷与托马斯托马斯（1816—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忠于南部邦联的将领。一起战斗的诗人与随笔作家，我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倾听她那琴声似的话语，不好意思提起合同的事。在九位缪斯女神和三位格蕾斯女神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音乐等的九女神；格蕾斯是赐人以美丽、温雅与欢乐的三女神。面前，你很难把话题转到每字两分钱的稿费上。恐怕要经过第二次谈话，我才能恢复我的商业习惯。然而我还是把我的使命讲了出来，同她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面，讨论稿酬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城市，”我准备告辞时说（这时候可以说一些轻松的一般性的话了），“仿佛是一个安静宁谧的地方。我该说是个适于住家的城市，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

它和西部、南部进行大批的火炉与器皿的贸易，它的面粉厂有日产二千桶的能力。

阿扎里亚·阿戴尔似乎在沉思。

“我从没有那样想过。”她带着一种仿佛是她特有的诚挚专注的神情说。“安静宁谧的地方难道就没有特殊的事情了吗?

我揣想，当上帝在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动手创造世界时，你可以探出窗外，听到他堆砌永恒山丘时，泥刀溅起泥块的声音。世界上最喧闹的工程——我指的是建造通天塔——结果产生了什么呢?《北美评论》上一页半篇幅的世界语罢了。”

“当然，”我平淡地说，“无论何处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富于色彩——呃——更富于戏剧和行动，以及——呃——浪漫史。”

“表面上是这样的。”阿扎里亚·阿戴尔说。“我乘着展开双翼（书籍和幻想）的金色飞船，多次周游了世界。在一次幻想的旅行中，我看到土耳其苏丹亲手绞死了他的一个妻子，因为她在大庭广众之中没有蒙住脸。我也看到纳什维尔的一个男人撕毁了戏票，因为他的妻子打扮好出去时扑了粉，蒙住了脸。在旧金山的中国城，我看到婢女辛宜被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浸在滚烫的杏仁油里，逼她发誓再也不同她的美国情人见面。当滚油淹没膝上三英寸的地方时，她屈服了。另一晚，在东纳什维尔的一个纸牌会上，我看到基蒂·摩根的七个同学和好友假装不认识她，因为她同一个油漆匠结了婚。她端在胸前的滚烫的油吱吱发响，但是我希望你能见到她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边时脸上显出的美妙的微笑。哦，是啊，这是一个单调的城市。只有几英里长的红砖房屋、泥泞、商店和木料场。”

后面有人敲门，发出了空洞的回响。阿扎里亚·阿戴尔轻声道了歉，出去看看有什么事。三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闪闪发亮，面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仿佛年轻了十岁。

“你得在这里喝一杯茶，吃些点心再走。”她说。

她拿起一个小铁铃，摇了几下。一个十二岁左右、打着赤脚、不很整洁的黑人小姑娘踢踢趿趿地进来了。她含着大拇指，鼓起眼睛，直盯着我。

阿扎里亚·阿戴尔打开一个破旧的小钱袋，取出一张一元的钞票，那张钞票缺了右上角，中间是破了之后又用一条蓝纱纸粘住的。正是我给那个海盗般的黑人的钞票——准没错。

“到拐角上贝克先生的铺子里去一次，英比，”她把钞票交给那个姑娘说，“买三两茶叶——他平时替我送来的那种——和一毛钱的糖糕。赶快去吧。家里的茶叶正好用光了。”她向我解释说。

英比从后面出去了。她赤脚的踢蹋声还没有在后廊里消失，空洞的房子里突然响起一声狂叫——我肯定是英比的声音。接着是一个男人发怒的深沉模糊的嗓音和那姑娘连续不断的尖叫和分辨不清的话语。

阿扎里亚·阿戴尔既不惊讶也不激动地站起来，出去了。我听到那男人粗野的吵闹声持续了两分钟，接着仿佛是咒骂和轻微的扭打，然后她若无其事地回来坐下。

“这幢房子很宽敞，”她说，“我出租了一部分给房客。很抱歉，我得收回请吃茶点的邀请了。店里买不到我平时用的那种茶叶。明天贝克先生或许可能供应我。”

我确定英比根本没有离开过这幢房子。我打听了电车路线后便告辞了。走出好远时，我才想起我还没有问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氏。明天再问吧。

那天，我就开始了这个城市强加在我头上的邪恶行为。我在这里只待了两天，可是这两天里我已经在电报上可耻地撒了谎，并且在一件谋杀案中当了事后的同谋——如果“事后”是正确的法律名词。

当我拐到旅馆附近的街角时，那个穿着五颜六色、无与伦比的大衣的非洲马车夫拖住了我，打开他那活动棺材的牢门，晃着鸡毛掸子，搬出了老一套话：“请上车，老板。马车很干净——刚刚出丧回来。你出五毛钱就把你——”

接着，他认出了我，咧开嘴笑了。“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晨同我分手的那位先生。多谢你啦，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去八百六十一号，”我说，“假如你在这里，我可以乘你的车子。你本来就认识阿戴尔小姐吗?”我想起了我那张一元的钞票，结尾又问了一句。

“我以前是她爸爸阿戴尔法官家里的，先生。”他回答道。

“据我判断，她相当穷困，”我说，“她没有什么钱，是吗?”

片刻之间，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约皇帝的凶相，接着他变成了那个敲竹杠的老黑种马车夫。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她有接济，先生，她有接济。”

“下一趟我付你五毛钱。”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