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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中 人（第1页）

套中人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误了归时的猎人们正安顿下来过夜。他们只有二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现在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暂时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胡子，坐在门外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成天守着炉灶，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即返回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的祖先还不成其为群居的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谁知道呢。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现出甜滋滋的表情。

他仿佛要证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

‘Anthropos!’

“别利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批准或者允许的事里面，老是包含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

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垂头丧气。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生顽皮闹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品行恶劣，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只求这种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

后来怎么样?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降伏了，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来我们的住处访问。他来到一位教师家里，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考察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访，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利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一整套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利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这东西固然小是素食，可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对他有坏看法，于是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做厨子，名叫阿法纳西，这人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义在胸前，老是长叹一声，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别利科夫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吉……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小偷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太不像话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还差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姐姐瓦莲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利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滋滋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不错。’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