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终身大事的要紧问题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一点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想到: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也会热爱什么人吧。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说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说,这个别利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何必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们,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瓦莲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掮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利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利科夫和瓦莲卡。
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莲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们只会成天价吵啊骂的。比方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直响。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一个劲儿地争吵。这样的生活多半使她厌烦,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了。况且,也该想到她的年纪,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瓦连卡对我们的别利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别利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柯瓦连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们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默着,瓦莲卡就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扬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开始向别利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莲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万内奇说。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莲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生活方式。
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必须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现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于是他没求婚,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莲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谈家庭生活。
要不是因为忽然闹出一场Kolossalisdal,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由于闲得无聊,没事情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应该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非常尖细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上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莲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木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姐姐跟别利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就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利科夫打着雨伞,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莲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要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利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