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啦,那么你今天又听到了笑话。”
“别诋毁泰戈朗尔先生的演讲,”得波利说,“他们会投你们的票的,因为他和你都属于反对阵营。”
“一点不错!而最最糟糕的就在这一点。我等着你们派他到卢森堡去演讲,我好痛痛快快地嘲笑他一场。”
“我亲爱的朋友,”昂尔菲对彼桑说,“看来西班牙事件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你今天早晨的脾气实在不妙。请别忘了,最近风传的街头巷议里,曾提到我和沃拉迪妮·泰戈朗尔小姐的婚事,所以我从良心上不能让你诋毁这个人的演讲,也许在某个时候,这个人会对我说,子爵阁下,您知道,我给了我的女儿两百万呢。”
“啊,这桩婚姻是不会实现的,”彼桑说道。“国王封了他为男爵,他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贵族,但无法使他成为一位绅士,而蒙奥瑟弗伯爵的贵族派头太大了,决不会因点小事就让家族荣誉掉价的。蒙奥瑟弗子爵只能娶一位侯爵小姐。”
“两百万哪!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蒙奥瑟弗答道。
“这笔钱够在林荫大道开一家戏院,或建筑一条从植物园到拉比的铁路了。”
“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蒙奥瑟弗,”得波利说,“你只管和她结婚。不错,你等于娶了一只钱袋,但那又有什么关系?钱比荣誉重要得多。你的武器上有七只燕子。给了你太太三只,你还有四只,那比基斯先生已经多一只了。而基斯先生的表兄是德国皇帝,而他现在几乎掌管了法国的一切。”
“老实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鲁希罕。”昂尔菲茫然地说道。
“当然啦,每个百万富翁都像一个私生子一样的高贵,就是说,他们能够高贵得像私生子。”
“别再说了,得波利,”彼桑大笑着回答说,“夏多·勒诺来了,他,看到你的奇谈怪论,会用他祖宗勒诺·蒙脱邦的宝剑刺穿你的身体的。”
“那样,他会玷污那把宝剑的,”鲁希罕答道,“因为我卑贱,根本不配。”
“噢,天哪!”彼桑大声叫道,“部长大人唱起贝朗瑞来啦,天啊,我们往哪儿走了呀?”
“夏多·勒诺先生到!玛希梅拉·摩列恩先生到!”仆人通报了两位新来的客人。
“好了,现在可以吃早餐了,”彼桑说,“因为我好像记得,昂尔菲,好像只差两个人似的。”
“摩列恩!”昂尔菲自言自语地说道,“摩列恩!他是谁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夏多·勒诺先生,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满身上下一派绅士气的漂亮青年,也就是说,他既有古契一样的身材,又有蒙德玛一样的智慧,一下子就紧紧握住昂尔菲的手。“我亲爱的昂尔菲,”他说,“请让我给你介绍玛希梅拉·摩列恩先生,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上尉,他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请向我的英雄致敬吧,子爵。”说着他向旁边让开了一步,一位宽额头,两眼锐利,胡须漆黑,纯良高贵的青年出现了。这位青年,读者已在马赛见过他了,当时的情形很富于戏剧性,你或许一直记得。一套半似法国式,半似东方式的华丽的制服充分表现出了他那宽阔的胸部和健壮的身材,胸前挂着荣誉团军官的勋章。这位青年军官安闲优雅,鞠躬中表明自己曾爱过良好的训练。
“阁下,”昂尔菲殷勤诚挚地说,“夏多·勒诺伯爵阁下知道这次介绍使我多么愉快,您是他的朋友,不久后也能变成我的朋友。”
“说得好!”夏多·勒诺插嘴说道,“希望必要的时候,他也能为你尽力,就像为我尽力一样。”
“他为你尽了什么力?”昂尔菲问道。
“噢!不值一提,”摩列恩说道,“夏多·勒诺先生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不值一提!”夏多·勒诺大声说道,“性命悠关的事都不值一提!老实说,摩列恩,那未免太看轻人情了啦。在你或许是不值得提的,因你每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但在我,那样的一次我就受够了”
“我明白了,伯爵,显然是摩列恩上尉阁下救了你的命。”
“正是如此。”
“情况是怎样的?”彼桑问道。
“彼桑,我亲爱的,你知道我都快要饿死啦,”得波利说道,“那些事情等到以后再说吧。”
“好的,我并不阻止你们入席,”彼桑答道,“我们一边吃早餐,一边听夏多·勒诺讲好了。”
蒙奥瑟弗说:“诸位,现在才十点一刻,还有一个人要来参加我们。”
“啊,不错!一位外交家!”得波利说。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我只知道要是我托他办一件事,他就不会让我失望,所以假如我是国王,我就会立刻封他以最高的爵位,把我所有的勋章都赐给他,如果可以的话,连金羊毛勋章和茄泰勋章都给他。”
“好吧,既然我们还不能入席,”得波利说,“就喝一杯白葡萄洒,再听你把这故事从头到尾说一遍。”
“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曾幻想着要到非洲去。”
“那不是你们家人给你选定的最佳方案吗?”昂尔菲恭维道。
“是的,但我怀疑你的目标是否像他们一样,是去救圣墓。”
“你说得很对,彼桑,”那贵族青年说道。“打仗只是我的消遣方式。自从那次我选来劝架的两个陪证人强迫我打伤了我最要好的一位朋友的膀子以后,决斗这种事我就不再干了。我那位最好的朋友你们也都认识,就是可怜的佛朗茨·伊皮奈。”
“啊,不错,”得波利说。“那你们曾经为什么而决斗过?”
“天地良心,要是我还记得当时为了什么的话!”夏多·勒诺答道。“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就是由于不甘心让我的这种天赋湮没,我很想把阿拉伯人当靶子使。结果我便乘船到奥兰,又从那儿到君士坦丁堡,一到那儿,碰巧赶上看到解围。我随众人而散去。整整四十八个小时,饥寒交迫,而我居然挺了过来,但第三天早晨,我那匹马冻死了。可怜的东西!在马厩里享惯了清福,它哪受得了这样的罪啊。”
“你原来就是为了那个原因才要买我那匹英国马,”得波利说,“你大概以为它比较能耐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