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有一次拉夫列茨基照例在卡里金家闲坐。经过酷热难熬的一整天后,傍晚变得清凉宜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虽然讨厌穿堂风,却也难得她把面向花园的窗户全打开,宣告晚上不打算打牌了,说这么好的天气还打牌,简直是暴殄天物,应当好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只有潘申一个客人。他为这良辰美景所感染,但又不愿当拉夫列茨基的面唱歌,出于艺术灵感的冲击,于是转而朗诵诗歌:几首莱蒙托夫的诗(普希金的诗当时还未及再度风行于世)朗读得很好,只是过于作做,细腻得有点多余,忽然间他仿佛对自己真情的直露感到害羞,便拿《咏怀》这首著名的诗加以发挥,开始就最新的一代人发出责难,同时他又不失时机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说什么如果他大权在握,就会按他的旨意力挽狂澜。“俄国,”他说,“已经落在欧洲的后面;需要迎头赶上。人们正在说服我们相信自己还年轻,真是胡说八道!况且我们缺乏创造性。霍米亚科夫本人也承认我们连捕鼠器也发明不出来。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需要借鉴别人。莱蒙托夫说我们有病,——我同意他的观点;然而我们有病,是因为我们身上只有一半欧洲血统;我们越是伤害自己,就越需要治疗(“Lecadastre,”拉夫列茨基想)。”“我们,”他继续说道,“具有优秀的人物(lesmeilleurestêtes),他们早已确信这一点了。实质上所有民族都是一样的。只要有好的机制,就可高枕无忧。人民的实际生活看来是可以适应的;这才是咱们要做的事,才是在职工作的人们……(他几乎要说‘国家栋梁之材’了)要做的事。不过请别担心,在需要的时候制度会改造日常生活本身。”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大为所感,随声附和着。“看,”她想道,“在我们家一吐为快的这个人是多么聪明。”丽莎靠在窗上一言不发;拉夫列茨基也沉默着。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在角落里和自己的女友打纸牌,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潘申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说话得体,心里却暗自懊恼着,似乎他咒骂的不是整整一代人,而只是几个他熟悉的人物。第一声夜莺报晚之后,拉夫列茨基起立反驳潘申的论点。挑起了争论。拉夫列茨基坚决维护俄罗斯的青春和独立,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一代作为牺牲,但为新一代人,为他们的信念和意愿作辩护。潘申声色俱厉地予以驳斥,宣称聪明的人能改造一切,他妄自尊大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居然不顾宫廷侍从官的身份和仕途的前程,称拉夫列茨基是落后的守旧派,甚至暗示——当然是十分含蓄的——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虚假的。拉夫列茨基没有大动干戈,也没有加大嗓门(他想到米哈列维奇也称他是落后的——不过是伏尔泰主义者),沉着地把潘申的观点逐条驳斥。他向他证明一步到位和不讲原则地强行改造都不可能,因为无论关于祖国的知识,还是对于理想,哪怕是反面的理想的真正信仰都未曾证明其正确性;他还用自己所受的教育为例,要求首先要承认人民的真理并向这个真理低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虚伪根除;最后他也对于轻率地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行为进行在他看来是必须的责备。
“您说得都很好,”潘申已非常生气,终于大声说道,“您这不是回到俄国了吗?可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耕种土地,”拉夫列茨基回答说,“而且尽最大努力把它种好。”
“这非常值得钦佩,毋庸争辩,”潘申回答道,“我听说您在这方面已大有成就;但是请同意这一点,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从事这种工作的……”
&urepoétique,”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开始说话,“当然不能耕种土地……etpuis,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您天生要engrand干一番事业的。”
这一番话对潘申来说也太过火了。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谈话也便中止了。他试图把话题转向美丽的星空,转向舒伯特的音乐,就是谈不下去。最后他建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打纸牌。“怎么,在这么美好的夜晚?”她软弱无力地反对说,但是却吩咐把纸牌取来。
潘申啪地一下打开一副新的纸牌。丽莎和拉夫列茨基仿佛心有灵犀,两人都起身不约而同坐到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身边。他们突然感到两人都那么畅快,以致简直有点害怕两人待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们又感到近几天内两人所经受的拘谨局促的感觉消失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老太太悄悄拍拍拉夫列茨基的面颊,狡狯地眯起眼睛,有好几次一面摇头,一面轻轻说道:“你扮演了一个乖孩子,谢谢。”屋子里又回复到一片沉寂;只听见蜡烛在微弱地哗剥作响,有时有手拍在桌面上的声音、一声惊叹或数牌点的声音;还有夜莺底气十足、嘹亮到大胆的歌声,宛如一阵波澜壮阔的声浪,和着潮润的凉气冲入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