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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土行孙陈大柱（第7页）

“是。”

“你爹叫陈老幺。”

“是。”

“你爹是佃户。你爷爷是佃户。你爷爷的爹也是佃户。”

大柱的脸红了。红从耳根开始，一直烧到额头。但他没有低头。

“是。”

“你拿啥子娶我女儿？”

大柱的嘴唇动了动。他想说我会对她好，想说我能干活，想说我饿不死她也饿不死自己。但这些话到了嘴边，他觉得都太轻了。在一个族长面前，在一个手里拿着枪的男人面前，这些话像风一样轻。

他忽然跪下了。

不是膝盖发软，是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他跪在李承岳面前，跪在院坝的泥地上，跪在那个擦枪的男人面前。膝盖磕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

“承岳先生，我啥子都没有。”他的声音在发抖，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没有田，没有钱，没有屋。我只有一双手，一颗心。我把这颗心给春娘。只要我活着，就不让她饿着，不让她冻着，不让她受委屈。我要是做不到，你就拿这把枪打死我。”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双手捧着，举过头顶。布包打开，银元和铜板在太阳底下发着光。八块银元，三十几个铜板。还有几个苞谷——金黄色的，颗粒饱满。那是他今年秋天收的苞谷里挑的最好的几棒，一直舍不得吃。

李承岳看着那些东西。银元被摩挲得光溜溜的，铜板被汗浸得发绿，苞谷金灿灿的。他的黄眼珠子盯着那些东西，一动不动。院坝里安静极了，只有风吹过核桃树的声音。

过了很久，他伸出手，从大柱手里拿起一粒苞谷，看了看。苞谷在他手心里，金灿灿的，像一粒金子。他把苞谷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生的苞谷，硬的，咬起来咯嘣响。他嚼了嚼，咽下去了。

“起来。”

大柱抬起头。

“我叫你起来。”

大柱站起来。腿还是软的，但他站稳了。

李承岳把那粒咬过的苞谷放在枪管旁边。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的个子比大柱矮半个头，但他看着大柱的时候，大柱觉得自己在仰视他。

“春娘是我的心头肉。”李承岳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把她交给你。你要是让她受了委屈，莫说这把枪——我李承岳活着一日，你就一日不得安生。”

大柱的眼泪下来了。他没有擦，让眼泪流了一脸。

“承岳先生，我记住了。”

李承岳转过身，朝屋里走去。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回去准备聘礼。按规矩来。我李承岳嫁女，不能让人笑话。”

大柱站在院坝里，看着他的背影。太阳照在他身上，把他宽宽的肩膀照得像一堵墙。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滴在院坝的泥土里，洇出一个个小小的湿印子。

白有田从后面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手很糙，拍在大柱肩膀上像一块树皮。大柱转过身，抱住舅舅，把脸埋在舅舅瘦骨嶙峋的肩膀上。白有田的身子僵了一下——他这辈子，没有人抱过他。他伸出手，笨拙地拍了拍外甥的背，一下一下的。

“莫哭了。回去准备聘礼。”

大柱松开他，擦了擦眼睛。他的脸上全是泪痕，但眼睛里在笑。

两个人走出李家院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照在马家坡的梯田上，把秧苗照得绿油油的。沙溪河在坡脚下流着，水声哗哗的，像在唱歌。

春娘躲在核桃树后面，看着大柱走远的背影。她的嘴角翘着，眼泪从翘着的嘴角流进去，咸咸的。

【六】

婚事定在秋后。

但老天爷没等到秋后。那年夏天，李承岳病倒了。病来得很急，从病倒到去世，前后不到一个月。他死在堂屋的门板上，黄眼珠子到死都是亮的。临死前他把继宗、继祖、春娘叫到床前，一个一个看过去。最后看着春娘，说了三个字：“金匣潭。”然后手就松了。

春娘哭得昏死过去。大柱从陈家湾赶来，跪在灵前，额头碰在地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磕完了，他没有起来，跪在那里，望着棺材。棺材是柏木的，漆得黑亮亮的，里面躺着那个黄眼珠子的老人。他想起老人在院坝里咬苞谷的样子——咯嘣一声，嚼了嚼，咽下去了。那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响亮的声音。

李承岳死后，李继宗当了族长。他把婚期往后推了，说要给爹守孝三年。大柱没有争。他回到陈家湾，继续扛石头、挖井、攒钱。每年清明，他走十五里路到马家坡，给李承岳上坟。跪在坟前，把攒下的银元放在坟头，磕三个头，再把银元收回来。坟头的青草一年比一年深，他放在坟头的银元一年比一年多。

三年后，大柱把春娘娶回了陈家湾。

没有花轿，没有唢呐，没有吹吹打打。春娘是从马家坡走到陈家湾的——十五里山路，她走了一个半时辰。她穿着红衣裳——是她娘赵氏一针一线缝的，红布是广纳场买的，颜色正得很，像晚霞。头上盖着红盖头，盖头也是赵氏绣的，四角绣着喜鹊登梅。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大柱走在旁边，时不时侧过头看她。隔着红盖头，他看不见她的脸，但他看见她的手——攥着衣角，指节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