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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处世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第1页）

第二章处世：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在一“淡”字上着意，要“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而且“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处乱世，愈穷愈好”。

1。处世切莫恃才傲物

曾国藩说：“若德才不可兼得，于其无德而近乎小人，吾宁无才而近乎愚人。”

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会泛滥横流。“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妇孺皆知的话虽重在强调人要有“傲骨”之宝贵品质，但“傲骨”不等于“傲气”，做人不应该有“傲气”。一个在别人面前时刻想显示出自己拥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的人，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与崇拜，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因此，曾国藩在信中谆谆告诫诸弟：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曾国藩还要求长子曾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的“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但也寓含着对事事谨慎的含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夏，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国藩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

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诞，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

一个月之后，曾国藩要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国藩又写信告诫他：

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年纪最长，对其诸弟，为学治事，处事接物，无一不悉心教导。他特别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对家对子弟，曾国藩可谓尽其心力，但其仍说“余生平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教我，而我不能以我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于此者，盖古代圣者，对其兄弟子女，莫不能比。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严。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可能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了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会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功成名就只是过眼云烟，金钱和权势到了最后还是尘归尘、土归土。就算再怎么给后人夸耀为历史记载，对于已经消失的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对于一个人而言，机会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修身养性的涵养，千万不要做不学无术的那种人。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是善于藏锋，何尝不是这样呢？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今南京）攻破，红旗报捷，而他却让官文列于报捷的奏章之首，这即有谦让之意，也有藏锋之利，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就是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对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2。敬是为人处世的要方

曾国藩崇尚居敬。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吴廷栋）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他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

在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每天自昼至夜，瑟间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着者耶？《论语》曰：“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约。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诗经·卫风淇奥》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兮者，恂傈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瑟，即矜持的状貌；，即宽大；赫，解释为有明德，赫赫然；咺，即适宜威仪的装容和举止。

《诗经》中的这句话是说，淇水河的河岸弯曲的地方，翠绿的竹子长得光泽茂盛。而有学问的卫武公，在制作切锉骨器那样严谨、一丝不苟；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样谨慎、精细。他的仪表庄重而威严，他的品德公正而美好，他的德行至善至美。这样的富有文采思想品德至盛至善的君子，怎能叫人忘记呢！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是下过一番切实工夫的。

曾国藩对敬字还有一番特别的体验。朱熹是居敬而穷理，曾国藩是主敬则身强。他认为，恭恭敬敬就能强身健体，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静，就会疲劳困乏。他说，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自己年迈体弱，可是一遇到坛庙祭祀的时候，或者战事危急的时候，人不知不觉就会精神抖擞起来。“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充分说明恭敬可以强身健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奉旨出山。他先去拜访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与这些湖湘实力派人物言之甚欢。接下来，他遍访各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也亲自登门，礼数甚恭。湖南官场上下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纷纷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他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随后乘船到了武昌。在武昌他也是谦恭依旧，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然不消说了，其他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全力支持。然后，曾国藩又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水师部队，湘军大将李元度、鲍超、杨国栋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共商军情。

曾国藩和这些久违了的部下见了面。曾国藩指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下，我们不能被他牵制。目前浙江形势很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脚点是安庆；其余各部则由曾国藩本人率领，驰援浙江。

计划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会同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知道曾国藩这次出山的来头，不敢像过去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曾国藩供给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粮饷这一关。

两个月后，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双港等地驻守。一个月后，移驻江西建昌。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时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则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曾国藩几乎有脱胎换骨之感。而且，处世的方式一变，做起事来也如同顺水行船，占尽了人和，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难堪地位。后来，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也非常尊重友军，也很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收到了协同作战的功效。

对此，曾国藩是如何理解“敬”的呢？这自然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说：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必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曾国藩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顺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这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