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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上芙蓉锦绣殊我与成都 第一辑 重著旧题名（第1页）

城上芙蓉锦绣殊——我与成都第一辑重著旧题名

近乡情怯

1

春分前后，在北京，我和几个老朋友相约聚会，其中有位朋友是成就斐然的编剧。这位编剧朋友去聚会的地方，路上正好途经我家，他负责开车接送我。和他有日子不见了，我们随意聊起刚过去的春节，问对方都在哪儿过的年。编剧朋友是东北人，新近在安徽徽州屯溪区买了房子，全家人自然就在风光宜人的新家守岁。我依旧老样子，每年寒假总是要回成都的，3月份学校开学前再赶回北京。

我告诉他，待我离开时，成都已是春暖花开，机场附近的田园，油菜花恣肆盛放，黄灿灿一片，真是美不胜收。即便已经在成都停留了将近两个月，我还是对它依依不舍。

听罢我的话，朋友笑了，他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成都。你应该是成都那种气场中的人。”我略有些惊讶，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说，这与我的自我认识并不相同。于是，我提及另一位也是在北京工作的成都籍好朋友，我说她也是成都人，她比我在成都待的时间更长。朋友说：“她没有你适合成都，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成都的气息，你就有。”我自然对外地人眼中成都的形象相当好奇，便追问他“成都的气息”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讲气息并非确定的介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告诉他，到年底，我可是在北京生活了20年（至今已有26年），已经超过我在成都生活的年头。他摇摇头，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更多还是指童年少年时期的浸润和影响；成年之后，一个人固有的本性难以被改变……我的朋友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看人看事老辣犀利。他随性的看法却勾起了我对“我与成都”关系的浮想联翩。苏东坡有首写成都蚕市的词，最后两句云：“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对作家来说，“流年之悲”恰如“白驹过隙”，几乎与生俱来。正因为离开了成都，一别两宽，我并不单纯是由于怀旧，却也早早就开始书写成都。30多岁时，我写的关于成都女人的随笔，发表在《成都日报》上，被不少当地朋友看到。有赞同的声音，也有不赞同的意见。听到家乡人的反馈，无论褒贬，我都觉得很享受。那时，我把自己放到成都之外来谈论它，以为这样就能更客观。我毕竟没有定居在成都，30多岁也还年轻。成都—北京，几千千米的距离，隔着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的枝节，我打量成都的眼光或许就变得相当挑剔，只是当时并不为我自知。

2

我适合成都吗？我是成都那个氛围和气场中的人吗？从读大学起，在火车上、校园里，出差的时候，或和新朋友聚会等的时候，凡是碰到陌生人互相猜测籍贯，几乎从来没有人会猜到我是四川人。听说我是正宗成都人，人家也都不大相信，说是不像。不过，我明白，之所以说不像，多半是因为我个头高，一张长脸，并非典型的四川人模样。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四川口音却不重。

人，总是想要认清他自己，认清自己又如此之难……成都有两千多万人，他们性情迥异，气质不同。“一娘生九子，九子大不同”，妈妈在表扬哥哥批评我，或者表扬我批评哥哥的时候，最爱这么感慨。话说回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老话也是没错，潜藏在每个人骨子里的地域基因，总是会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显露痕迹。我们身边确有不少这样的例证：随着年龄增长，某些人身上的“家乡性”反倒更为明显了。人是环境的产物，所谓“土特产”，也是适用于人的吧。

中国自古就是家国情怀浓重的国家。于是乎，真君子或是大丈夫须得以四海为家，小人才怀土。我不是大丈夫，放之四海就比较想家，虽然从未达到“乡魂入梦”的程度，到底还是更接近于怀土的小人，真是拿自己也无可奈何。

3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的父母亲均在他们18岁那年，从各自家乡的中学毕业，来到成都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留在成都工作。爸爸是四川峨眉人，妈妈是四川自贡人。爸爸热爱他的家乡峨眉，有亲戚来就会刻意讲上几句峨眉话，过一下瘾。妈妈则不喜欢自贡，她很少主动回家乡。妈妈对家乡的疏离曾引来外婆对她的埋怨，小姨也不太理解妈妈为何对家乡的感情如此淡薄。一个人越是敏感，对他出生和成长之地的认识就越复杂，其情感指向就绝不可能只是单向度的。

爸爸妈妈在成都生活的时间超过了一个甲子年。他们在此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也将在这里终老。从年轻时候起，他们就没有想过要去别的城市生活。爸爸的工作让他时不时到全国各地去出差。那个年代，中国人往往定居一隅，较少流动。爸爸能够到东南西北的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杭州、南京这些洋气的城市去公干，去开眼见世面，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好生羡慕。可是，爸爸出差回来，每次都会对我们感叹：“还是成都好啊！你们不晓得，还是我们成都巴适（四川方言，意思是舒服、漂亮）……”我却偏不以为然，认为爸爸不过是对成都更习惯罢了。

当然，爸爸妈妈并非一味地维护成都，他们对成都也有很多不满意之处。

但我听起来，他们对成都的批评更多只是自家人的抱怨，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在这个偏居中国西南部的城市生活，他们特别踏实心安。每次到北京我这里来住，他们都待不长，总是要找各种借口回成都去。他们不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鼓励自己的孩子到发达国家抑或去北上广等城市定居，他们觉得孩子在成都待着就挺好。当初，我嫁到北京时，爸爸妈妈大概也属于“忍痛割爱”。他们虽然信任女婿，但女儿婚后必须调到北京去工作，却不甚“安逸”。

也许是顺其自然，也许是目光短浅，总之，“出夔门而家天下”，从来不是我家的议题。

4

成都，它经常脱逸出四川西部那个四周是山的盆地，浮动在我的眼前。它始终是我最为熟悉和牵挂的城市。

一直以来，必然有个成都只属于我，正如千千万万个成都人在某个特定时刻也会感觉到成都只属于他们一样。这个成都不是公元前310年冬天建立的那个成都，不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那个成都，而是每个人各居其位、在此吃喝拉撒睡的成都。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说过，不管我们提起有关城市本质的什么，都更多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与心境。除了我们本身以外，城市没有其他的中心。

第一次对“成都”这个词有某种概念，是在童年时，我在自贡被外婆抚养的那三年。成都作为一个不同于人的“人”，时常出现在深夜，我躺在**感觉孤单时，她就会与我对爸爸妈妈的想念一同显灵。成都，就是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是成都。因而，与其说我天天在心里给“成都”写信，不如说在给爸爸妈妈写信。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些写给“成都”的“信件”，它们基本都是在夜里，想家想得就快要哭的瞬间“写”成的。有时候，“信”还没“写”完，我已经迷迷糊糊睡着了。

少女时代，这个“成都”也曾陪伴我去过四川的好多地方。只要离开她，我就迫不及待地在心里给她写信，我相信她能理解我的感受。最主要的是，我习惯于把去到的地方与她放在一起比较。当我回到成都时，我以为她对我的回归非常欣慰，她明白我已经更加了解她，更加熟悉她，也更加理解她。

我带着这个“成都”去了更多的地方。后来，我就开始有点厌烦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的话，那种熟稔中的无聊、厌倦、疲惫感就会阵阵袭来。为了抵御这种本能而又强大的倦怠感，我们会强制自己以一种或许有点做作、或许有点新鲜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和挖掘老地方，从多个方面赋予她新意。我们也可能尽量说服自己，不过是“心远地自偏”“生活在别处”作祟，哪个地方都不完美，都有一个适应和习惯的过程，直到它最终沉潜入你的精神深处……当然，年轻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是离开家乡，去追求有更多可能性的生活，去体味别的城市的快乐和痛苦。

5

1987年，我高中毕业之后，考到上海去读大学。那是我首次出川，去到的又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和成都岂止是地理概念上的相距遥遥，两者在城市规模、经济文化水准等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年，学子们的心理轨迹大致都是如此：离家的头一年对家乡朝思暮想，再过两年就慢慢适应了新地方。待到大学毕业之时，已不愿意回到相对闭塞的家乡。

我没能如愿分配到北京工作。当时，除了北京，别的地方我也不想去，迫不得已回到了成都。20世纪90年代初，回到成都工作，意味着观看中国一流甚至世界前沿剧场艺术的机会被基本切断，意味着文化视野的萎缩，意味着信息来源渠道变窄、获取速度缓慢，意味着文化观念的滞后……回到成都，给我带来的失落感何其巨大！这种感觉无法与成都人言说，包括我父母和其他亲朋好友，他们大都认为我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消极、夸张、矫情、骄傲等情绪找个托词。他们安慰我说：“事在人为嘛，哪个地方不出人才！鸡窝窝还飞出金凤凰呢，何况四川自古人杰地灵……”

别说是金凤凰，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人才。相反，即使在上海读大学时被老师同学夸赞“艺术感觉好”，也无法消弭我隐蔽的强烈的自卑心。那种自卑与我羸弱的体质脱不了关系，也是成长环境的分泌物。妈妈年轻时漂亮而生气勃勃，她总是为我身体差、生活技能低、学习偏科等问题苦恼。我羡慕她的资质，也厌烦她带给我的无形压力。哥哥聪明过人，他身体特别好，长得好看，远近闻名。从小到大，哥哥习惯对我的身体、智力和容貌冷嘲热讽，他以各种方式提醒我：我方方面面都还顺利，不过是源于爸妈偏心眼的呵护，个人运气不算差罢了。爸爸倒从来都是鼓励我的，可是，与爸爸常来常往的朋友中，懂四门外语的工程师，留过学的研究员，名作家、名编辑、名编剧、名演员、名画家多的是，我又算得了什么？

即便如此，即便没有雄才大略，没有雄心壮志，回到成都的低落和失望照样如影随形。只有几个同时从北京、上海分回成都的同学可以聊天，可是我该怎么向人家述说心情？加之同时而来的失恋，我陷入了抑郁状态。连续半年多时间，几乎夜夜失眠。每天夜晚，我在**辗转反侧，默默流泪，焦虑地盯着窗帘，观察和“触摸”它在黑暗中深浅不一的光斑，直到它无比缓慢地变了颜色，一点一点明亮起来……

6

1991年年底，作为新毕业的大学生，我被单位派到四川东部的D县开展扶贫工作，为期一年。

1993年春天，成都的白玉兰、海棠、桃花、梨花次第开放的时节，我重新回到四川省作家协会编辑部上班。经过上海、省城、县城的三级跳，体会到其中巨大的落差，感悟大相径庭的状态，我的心理空间或许有所扩展。这年夏天，家里从城东搬到了城西，我也有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诗人作者，莫名的疼痛有所减轻，我的视线缓慢地开始在这座城市聚焦。

生活的触须伸展得特别长——成都就是这样，它不喜欢含蓄平淡，要的就是闹热火辣。“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龙门阵摆起来，“三花”谈（“三花”

是成都出产的茉莉花茶的最低品级，“谈三花”意为聊天）不完。何况，其时我不过23岁，青春期强韧的生命，最容易被健忘、好奇、轻信、热情、冲动、创造等内容填满。借助有意无意的深入认知，借助各种各样活色生香的**，我羞羞答答、欲拒还迎、跃跃欲试、边干边怨、边怨边干地逐渐贴近、走近成都……或许自由正是源自某种程度上的“一无所有”，我上没老（爸妈还算中年），下没小（单身），没有职称，没有资历，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我们编辑部每天只上半天班，下午和晚上，为了填满空落落的心，我和同学发小混在一起，骑着自行车，东晃西**，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们吃遍了成都那些味道巴适的苍蝇馆子和路边摊。火锅粉配八宝粥的吃法刚流行，我们已经吃腻了；贺水饺、蒋排骨、雨田小馆、华兴煎蛋面、滇味米线、王梅麻辣烫、白家肥肠粉……这些美食轮换着吃。我们不会去一些外地人常去的名店，那些店基本上都是麻（四川方言，意思是蒙蔽、欺骗）外地人的，贵，味道也一般。我很少在家吃饭，工资不免入不敷出。月底发薪之前，常常要找妈妈借钱救济。

我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么多地方：昔日的公馆，规整的、单位接收的大四合院，市民居住的大杂院、小杂院，大机关的家属院，小单位的家属院，高干居住区，危房，钉子院，刚刚兴起的别墅区，高档公寓区，涉外公寓……在成都工作的这五年间，我与各阶层的人都有或深或浅的接触。我并没有深入生活、观察人间的观念，按照妈妈的话说，我只是太贪玩了，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今天该怎么玩！张爱玲剖析她自己性格特点的话同样适合形容我的状态：“缺乏生活的人，她对生活是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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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并没有中断，虽然速度非常缓慢，却步入了连续不断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