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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上芙蓉锦绣殊我与成都 第一辑 重著旧题名（第2页）

那几年，诗歌、散文和艺术评论在各地陆续发表。散文被几部文集收录，戏剧小品和随笔分别在上海和成都获奖，长篇小说也已经完稿。我逐渐发现，写作过程要比作品发表更令我兴奋。我曾担心回到成都会丧失对艺术的兴趣和热情，看来它并没有发生。事实上，我和大学同窗好友芳芳（她未能如愿分到广东，被迫来到成都）一起，我们不断相互提醒，一定要保持对艺术的**，保持敏锐的感受力。她在电视台做导演，精力过人，干劲十足。她常常拉上我，我们一起替电视台策划节目，写剧本；我们还与广播电台合作，做诗歌朗诵会；替杂志写剧评……成都各种有意思的艺术活动，我们都会去参加。

那些迷惘的日子，我反倒是无意间前所未有地接了地气。日复一日，自然就被地底的根须所紧紧缠绕。

1994年，四川美术学院1978级的12位画家，让我担任他们新成立的“78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这真让我受宠若惊且异常感动。这些画家当时都是四川美术界本体意义上的创作中坚，个性独立又孤傲。我是看着他们的素描、写生、油画、连环画等作品长大的，其中许多人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了。

中学时期，我特别熟悉并喜欢“伤痕文学”“伤痕美术”“伤痕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从年龄上看，我比这批创作“伤痕艺术”的艺术家基本小一轮。我没有当过知青，也缺乏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代，我最仰慕那些“吃过苦”的作家、艺术家。

我只有24岁，按说这批画家认识不少很有资历的美术评论家，他们并非必须选我来做他们的艺术总监。大概是他们喜欢年轻人的单纯、真诚，又与我艺术观念合拍，性情相投。总之，我们的合作特别默契。我为他们的画展写前言，为他们的作品写评论，完全处于创作的亢奋状态。

他们大多不到40岁，个别年长的也才45岁左右，正值艺术创造的高峰期。

他们个个开朗热情，洒脱坦直，幽默得不得了，特别会讲话（成都方言，意为无关紧要的话，讽刺、挖苦的话，开玩笑的话）。大家凑在一起工作或玩耍的时候，我总能从头笑到尾，特别开心。1994年和1996年，我们连续在四川美术馆举办了两届“78艺术工作室油画展”。前来参观的观众很多，反响也特别好。

成都平原自古就有优越的气候资源和发达的农业灌溉。它本身的富庶，它付出较少收获较多的农业生产方式，让成都人普遍心态轻松，乐于慷慨赠予和分享，吃喝玩乐和交友游戏的风气甚浓。其人际关系的基调是紧密、亲热的，有着乡下人憨厚温煦的传统。

过去，成都通往外省的交通不是十分便利，更别说通往国外了。物资的累积和自给自足，使分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分享让个体心灵得到了扩展，人们更有劲头来对抗没有外在呼应的单调的日子。因而，我一直认为，成都人普遍有着豁达开朗的心胸，想得开的人特别多。成都，它在最恰当的时辰，接纳了我的摇摆，开解了我的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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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我认识了丈夫。他是北京人，又是单亲独子，让他离开北京到成都工作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去北京似乎更为天经地义，被大多数人看作是“积极向上”的幸事。偶尔，我会感到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和捉弄：在我特别想去北京工作时，万门紧闭；待我在成都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工作也更加顺手，甚至都分了住房，真正不想再离开成都之时，我还只能服从情感的选择去北京定居。

然而，心理意义上的移居却一直未能彻底完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长达数年，我的大脑经常是一片空白，任何东西都写不出来，如何焦虑也没用。如果我调入的不是北京的高校，而是某个没有寒暑假的单位，以我年轻软弱、依赖性强的个性，也许我会屈从于与北京的朝夕相处。假以时日，我会从依赖北京，变为依恋上北京。只能说是命中注定，我和成都的缘分，倒是因为我在大学工作的性质，依然紧密相连。

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在放假的第二天迫不及待地回到成都。二十多年来，只有2008年没有回成都。那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冬天，爸爸妈妈来北京过年了。某天，有个成都朋友在电话中给我描述成都因为修地铁而极其混乱的路况，我的反应却引来朋友的讪笑。她说：“你咋像很久没有回过成都一样，就是一年而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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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手册上这样描述成都：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西部，总面积14000平方千米，其中城区面积900多平方千米。全市两千多万人。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四川省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后蜀主孟昶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木芙蓉，每到秋季，五色芙蓉竞相开放，成都因有“芙蓉城”之名，简称“蓉城”。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特别诗意地来感知我们身居其中的城市。我们只知道城市在不断变大，一环、二环、二点五环、三环……朋友们的家相距越来越远，大家来往起来也没有从前方便。我们会觉察到城市密度越来越大，即使是已过午夜时分，大街小巷依然到处都是行人。我们感叹人口流动迁徙变得频繁，大街上甚至已经难得听到本土口音……

成都自建城那天始，两千多年来，从没改换过名字。虽然建城历史悠久，成都以前却是个很小的城市，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到1个小时的自行车车程就可以横穿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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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我缺乏四季完整的成都生活，无法像老成都人那样时时凝视它，天天感受它，无法随时抓取它最动人的细节和最细腻的变化；我也不像那些旅游者，踏上成都的地界，带着听来的一点传说、个人的一点偏见、获得的一点印象，做出一番结论。这结论即便是以偏概全，也非常的理直气壮。

当我提笔写成都的时候，一时竟有些无从说起。毕竟，太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普通人写过成都，其中不乏精彩之作。我很喜欢看这类文章，从初期狼吞虎咽地看，到现在有所选择地看，看了一本又一本，一篇又一篇。成都，单就其在笔墨下的形象，似乎已被穷尽。

我推翻了之前写的好几稿，总是感到不满意。成都从各个方面、以各种角度似乎都被人写过，大家都比我写得更全面、深邃、透彻。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谈到读者和作者如何切换身份时，有这么一句话（大意）：要写的一切都已经被写过，我只好做个读者。

直到某一天，“成都”找到了我，让我说说对它的个人印象。毕竟，我也算是它土生土长的老熟人了。于是，我提起了笔……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到起点，从在成都的经历写起，梳理一下成都与我、我与成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实，由多重时空的经纬交织而成的人与事，其纷繁复杂的构成，让轮廓不够清晰、下意识总要掩饰起来的“自身”，逐渐变得丰满立体。嗯，检视自己，也需要勇气。

德国评论家本雅明认为，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其联系始终掺杂着回忆。

虽说是回忆，我并不认为它完全属实。尽管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但落在纸上的文字，只要不是录音记录整理，难免含有想象的成分。在企图还原历史遗迹的同时，我们的记忆、认知、情感、写作风格、写作技巧等因素，都会使文章内容部分“变形”。

帕慕克在其非虚构作品《伊斯坦布尔》里说：“对回忆录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叙述的准确与否，而是前后是否呼应。”好在，再现并非我的目的，表现才是终极使命。我想让读者看到的内容，更是我想说给自己听的絮语。

成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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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依然生活在成都，大概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去来书写这个城市的男人和女人。其实，五代以上定居在成都的所谓地道的成都人，微乎其微。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城之后，成都人所剩无几。湖广填四川移民来的也好，客家人迁居在此的也罢，我笔下的成都人，指的是当代那些出生成长并一直定居在成都的人。

他们在这个城市浸**已久，与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是它真正的主人翁。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特质，才是这个城市的本体。

将成都男人的形象以虚构的面目呈现，尽情去想象他们的言行举止，倒是颇能勾起我的写作冲动。纪实性质的表达貌似客观，实则拘囿，属于一己之见的东西较难避免落入偏窄的巢穴中。来自身边的人与事，间隔距离太近，焦距不大好调整，定位的高矮肥瘦无法得到保证，偏离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管家眼里无伟人”的轻视或不屑心理，“爸妈眼里娃最美”的溺爱或护短习惯，这些本来属于人之常情的因素，却是书写这类文章的忌讳。

如今，我离开成都移居北京已经二十多年，平日里来往的朋友、身边的同事、家里的丈夫，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携带着各个地域的基因。对比之下，反衬之中，或许我多少能相对客观地去辨识成都的男人与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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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南方人，地域又偏于西部，成都男人因而大多身材不高，体格不壮。

他们的面目和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那些高鼻深目的祖先不同，甚至与他们的形象正相反：他们面部平展，额头宽大，眼睛不大不小，眼裂细长，鼻子细窄平直，鼻头小巧，嘴唇较薄。他们面部的整体形象是匀称的，与中国其他南方城市的男人似乎并没有根本性差异。

农业文明带来的闲适涣散之气，温润灵秀的乡土年深月久的滋养，让成都男人普遍性情柔和，行动不疾不徐，有时还给人以较为文弱的第一印象。我甚至听到过诸如“成都男人，酒都不敢喝，只喝豆奶”“成都男的吵架吵半天都不敢动手”这样嘲讽成都男人的话。

成都男人并非缺乏男子气，他们的性情普遍含蓄内敛，不那么外露。一般来讲，性情粗犷豪放、大大咧咧之人容易被视为更具男子气概。成都大多数男人不是这样，他们要细腻斯文得多。苏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训，深植在成都市民心底，无形中成为塑造他们品行的传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