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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梦已在高斋（第2页）

可是皮叔叔毕竟是文化人，他清醒之时，就想画画、看书，无法在精神病院安心长住。后来，皮叔叔担心哥哥不愿接他出院，就叫爸爸去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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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话剧团的大院子卖给了商人，所有住户都必须搬走，皮叔叔住进了楼房，他更孤僻了！现在，就连他骂人，也不会有人听到。丹丹有阵子似乎发了财，给皮叔叔装修了房子，弄了一只巨大的台案，供他写字画画。皮叔叔于是疯狂画画，写书法，昼夜在屋里转圈，像只水泥丛林中的困兽。

爸爸帮皮叔叔找了保姆。保姆中有欺他老实的，有嫌他抽烟厉害的，也有害怕他胡言乱语的，总之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精神越来越不济，也不大爱来我们家了。我有孩子后，爸爸妈妈三天两头往北京跑，成都的家里也是经常没人。

皮叔叔还是经常给爸爸打电话，让爸爸去看他，皮叔叔的很多事都是爸爸在帮忙解决。我常抱怨哥哥不去看望皮叔叔，哥哥则说他们师徒俩在一起总起冲突。哥哥和丹丹总是“教育”皮叔叔，试图去改变他，缺少对他的理解和体贴。爸爸却设身处地为皮叔叔着想，尽心地照顾他。虽然爸爸也批评他，却没有埋怨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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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夏天，爸爸在电话中告诉我，皮叔叔要请我吃火锅。我从北京回成都后，妈妈住院了，我们不敢告诉皮叔叔，怕他担心。爸爸和我去了皮叔叔家。几年不见，皮叔叔的背佝偻得厉害，脸色黑黄，看上去比和他同龄的爸爸老多了。我心里一沉。爸爸新近为他找了保姆，这个保姆老实厚道，他们彼此都很满意。

爸爸先是检查他家卫生。皮叔叔像小学生似的跟在爸爸身后转悠，汇报自己每日作息和在生活习惯上取得的进步。他家里很干净，爸爸大大表扬了他。他得意地对我咧嘴笑，一如20年前他初次在我家做客时的笑容。只是，现时的他，满嘴已经没剩下几颗牙齿。

在火锅店，皮叔叔拿出给我3岁女儿的红包，说是见面礼。我自是不要，爸爸激烈地批评他，说道：“你也会这套了，老皮，我看丹丹真的是钱多得用不完了哈！”皮叔叔也就乐呵呵地把钱收回去了。皮叔叔牙不好，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一直盯着我。他说他就是想看看当了妈妈的我是什么样子。他说我瘦了些，但还是那样。他说：“晓村事情肯定是多了，不容易来我这儿了。”爸爸安慰他说还会来的，等孩子大些，带着一起来，他高兴得哈哈大笑。

从火锅店出来，我和爸爸送他回家。他趁爸爸去推自行车，像说悄悄话一般告诉我，爸爸有次来看他，被人抢走了自行车后座上的皮包。“你爸爸老了，70了。老刘老了，叫他不要骑自行车了。”他反复说。爸爸推自行车过来，他又数落爸爸：“你还骑啥自行车嘛，70岁了，还骑自行车！”他眼神焦虑，非常心疼爸爸的样子。我们送他到他家院子门口，我们叫他回去了，他就是不动弹，硬要看着我和爸爸先离开。他突然变得那么矮小，连烟都抽不动了，站在房檐下，瘦骨伶仃。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皮叔叔。他又需要经常性地住精神病院。出院过后，他就打电话让爸爸去看他。有时刚讲两句话，他就挂了机，或者在电话里喃喃自语，听不明白在说啥。他说丹丹对他很好，又说丹丹打他……爸爸听罢，气得不得了，大骂丹丹。丹丹去找哥哥诉苦，说皮叔叔越发糊涂了，两礼拜前走掉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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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结婚了，新媳妇善良纯朴，对皮叔叔很好。皮叔叔的精神每况愈下。有天爸爸接到丹丹的电话，却是报告皮叔叔的死讯。丹丹说皮叔叔刚从精神病院出院不久，肺部突然感染导致昏迷，住了两天医院就去世了。

我和妈妈都认为离世对皮叔叔是种解脱。72年的人生，他大部分日子是在挣扎，过得太苦了。哥哥参加了皮叔叔的告别仪式。皮叔叔带给哥哥的暗淡记忆太多了，何尝又不是人生的警示？

皮叔叔和我们家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爸爸还将疼痛很久。仔细想来，皮叔叔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比对哥哥更多，他为我的童年掀开了宽阔而诗意的一角。爸爸说的对，我更应该感激他。1996年，当他得知我调到他最钟爱和自豪的母校工作后，他欣慰的表情，我至今记得。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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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曾在《星星》诗刊做编辑。20世纪90年代初，诗歌写作部分延续着80年代的热闹，部分已经显露出日后边缘化的迹象。我当时并非很情愿做编辑，毕竟是学戏剧出身，还是想做戏剧方面的事情。我打算赶紧考研究生，离开这儿。现在想来，真是很庆幸没有刚工作就离开，在这家杂志工作的短短5年间，我有幸认识了几个诗人，见了太多与诗歌有关的事。

这些人事发生在身边，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其丰富诡谲，堪比舞台上的戏剧。

每天上午，编务会将几大麻袋来稿送到编辑部，然后由主编分派给我们几个编辑审阅。审阅厚厚几沓来稿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在大堆稿件中能挑出几篇备用已算不错，大多数来稿作者属于还未入写作之门的级别。我们基本上得依赖约稿来保持本杂志在行业内一贯的高水准。

我的同事们都比我年长不少，他们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很有经验的编辑。他们性格迥异，但都有着诗人的真性情。我受到他们的感染，越发地喜爱诗歌。做编辑时期养成的定期阅读诗歌的习惯，也一直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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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老师的办公桌与我的办公桌面对面，他50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些。W老师瘦高身材，戴一副银色框架的眼镜，文质彬彬。他是川南人，当过工人，做过教师。即便时运不济，W老师也没有放弃过写诗，诗歌的精魂早就浸润进了他的身体。在各个时期，都有很多诗人靠写作应时题材的诗歌走红，W老师的诗却超越一时一地，他从不写那类诉苦或揭露问题的伤痕诗歌，总是贴近文学本质来创作。其诗歌风格独树一帜，质感冷峻，意象丰盈！

W老师为人和善，他教给我很多编辑诗歌的要领。他对作者也非常诚恳。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诗人来到成都，基本上都要到我们编辑部来坐坐，业余诗人们也时常仰慕而来，编辑部每天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外地的诗人来拜访，中午下班后，编辑部往往要请客人吃火锅。吃完火锅，除了主编回办公室值班，我们基本就都回家了。W老师常常和外地的诗人们回编辑部去下象棋，好几个著名诗人都是他的棋友。W老师有几大爱好，诗歌、象棋、喝茶。当然，和大多数诗人一样，他也特别热爱异性。

W老师常被各个地、市、县请去讲授诗歌艺术，他因此结识了不少基层的女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她们崇拜他，他也非常热情地给她们修改诗歌。他对人热情亲切却毫不猥琐，不像个别诗人老爱对女性动手动脚吃豆腐或语言骚扰。W老师是谦谦君子，女作者、女读者也就更喜欢他了。八九十年代的女青年，不管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不少人都很有精神追求，她们特别仰慕甚至爱慕作家、艺术家们。

我常在办公室看到女作者坐在W老师面前，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他，向他请教文学问题，野性的、文气的、土气的、洋气的姑娘都有。W老师从不忌讳给我详细讲述那些女作者的个性，以及他和她们交往中的趣事。我经常听得哈哈大笑，能感到W老师从中得到了深层的慰藉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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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每隔几天，中午11点以后，临近下班时间，就有个略微驼背、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青年靠在办公室门上，满脸不高兴，谁也不睬，紧盯着W老师，不耐烦地说：“老把子（四川方言，意思是爸爸，多含谐谑味），给点钱来。”

听到小伙子发号施令，W老师不急不恼，起身走过去，递给小伙子几角钱。

小伙子比我大一岁，无业。起初，作协机关也让他干过临时工啥的，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总也干不长，人家也就不再让他干了。他拿到父亲的钱，有时会说：“就这点嗦？多给点嘛。”W老师又赶紧从裤兜里掏钱。儿子走后，W老师会情绪低落几分钟。

起初几次，见我诧异，W老师略有些尴尬地对我解释，这孩子小时候受他的牵连，日子过得很苦，现在有条件就尽量满足他。编辑部的同人们都很理解W老师，从来不提他家的私事。

有一次，W老师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哥哥他们单位出的某套书，问我能不能找哥哥帮忙要一套。这还不方便吗？哥哥恰好是那套书的装帧设计者。某天中午，哥哥来编辑部给W老师送书。W老师看到高大帅气的哥哥，很是喜欢，非要我们兄妹俩上他家去吃饭。哥哥一向忌讳在别人家吃饭（他说吃不饱），但他听我说过W老师其人其事，也就答应了。

W老师住在单位隔壁的院子里，他家比单位大多数人的家寒碜多了。W老师买了些熟食，回到家，还是冷锅冷灶的。哥哥迅速上手就现有的材料做了两个菜。W老师倒也不慌不忙，完全没把我们当客人看待。

饭菜上了桌，W老师走到卧室门口，招呼里面的人出来吃饭，然后又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叫儿子。过了一会儿，卧室里走出来一个50岁左右的妇人。她高大微胖，扎着两条长辫子，辫子已经花白。W老师介绍说这是他爱人。他爱人很是羞涩，自顾低头微笑不语。紧跟着，他儿子也出来了，他儿子横眉横眼，也不招呼人，头发凌乱，衬衣只扣最低两颗纽扣，坐下就大吃起来。

午饭的前奏让我和哥哥略感尴尬，随后就非常开心！W老师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请我们喝。他问他爱人要不要喝点，她一个劲儿地点头。W老师给他爱人倒了一大杯酒，他儿子则夺过酒瓶，自斟自酌。他们一家人都很嗜酒，看见酒，精气神似乎都不同了。我们几个人划拳罚酒猜字谜，气氛越来越热烈。

几杯酒下肚，W老师谈性大发，他对哥哥大讲诗歌艺术，长篇大论地吟诵着自己和他人的诗作。他爱人不住地抿嘴偷笑，神情像个小姑娘。他儿子喝得满脸通红，表情严肃又不屑，不时来句点评：“真是疯得很哦，这些诗写得好好嗦？

好个锤子（四川方言，骂人语，表示强烈不满和否定）！某某（名诗人）那种诗，老子也写得来！”我们听罢，哈哈大笑，他儿子越发得意了。

大家都有点喝多了，争相说话，话赶话，比谁声音高、语速快，一派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