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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巧 教（第3页）

弹劾的事由缘起一年前的一场庆功宴。庆历二年（1042）九月，滕子京临危不惧，率领泾州城军民，浴血抗击西夏大军的进攻。幸而范仲淹的1。5万强大援军及时赶到，共同夹击城下西夏军，最终取得泾州保卫战的胜利。为了鼓舞士气，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滕子京决定挪用一部分军费，举行一场庆功宴和一场祭奠阵亡者的法会。

庆功宴和法会都举办得很成功，作为长官的范仲淹和韩琦当时也参加了，泾州军民、上级领导都很满意。挪用的军费也不多，只有3000贯。而且后来滕子京在离任时，也用自己的钱补上了。

收到郑戬举报，对新政派甚为不满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立马派监察御史梁坚任特使，前往调查。很快便确定了滕子京三条罪名：第一条是未建大功却大搞庆功宴，并贱买百姓牛、驴；第二条是庆功宴赏赐不公，将士赏赐少，艺人赏赐多；第三条是经手的经费有数万贯下落不明，挪用16万贯军费放高利贷，贪污了全部利息。

这几条可以说基本上是子虚乌有。其中有一条贱买百姓牛、驴也是颠倒黑白。本来泾州百姓因为打败了西夏军保全了身家性命，卖牛、驴不愿意收钱，而滕子京执意要给，最后百姓是少收了一些，但绝不是低价强买。

范仲淹听到这个调查结论不由大惊。他作为滕子京当时的上司，了解滕举办庆功宴的整个过程，也了解滕的作为。于是，范向皇帝上书，为滕申诉，对三条所谓罪状一一驳斥，并以自己的官帽担保滕子京。

皇帝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各打五十大板：免去滕子京环庆路都部署之职，将其调任凤翔代理知府；再派太常博士前往调查，务求查清真相。滕子京这次调动算是平调，也还基本公正。

被派去再次调查的太常博士叫燕度，此人与御史中丞王拱辰关系很铁，自然秉承王的意思，非要把滕的“案子”弄成如山铁案。而滕自己的一个愤怒之举，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第一次调查后被解除了军职，只担任文官，滕子京并无怨言，而且大大松了一口气。可这次听说太常博士又要来调查，简直就是没完没了，滕子京觉得自己真是天下第一冤！千思万想想不通，便一个人喝起了闷酒。有道是，酒入愁肠愁更愁，滕子京闷中生愁，愁里生怒，趁着醉意把所有账本付之一炬。

可滕子京这冲天一怒却烧出了天大麻烦，仅凭“销毁证据，欺君罔上”这一条就够他掉几次脑袋了。暴跳如雷的钦差燕度把滕子京立马拘押起来，让他老实交代低头认罪。比铁还硬的滕子京当然是徐庶进曹营——整死不开口。燕度又先后抓了包括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名将在内的众多官员来严加审问，试图从别处扒出铁证。但那些官员都不愿昧着良心对滕子京落井下石，燕度费尽心机竟一无所获。后来御史中丞王拱辰授意燕抓住滕烧毁账簿一事做文章。燕度果然向皇上汇报：滕做贼心虚，焚烧账簿，毁灭证据，抗拒调查，属于欺君，应该严惩。

范仲淹再次为滕子京辩护，最后甚至以辞职来要求对滕子京从宽处理。

皇帝又一次陷入两难，一边是整个监察系统，一边是新政领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他到底该听谁的？

最后还是当时的枢密使杜衍一言定乾坤：从改革大局出发，为了维护新政，应该轻判滕子京。

最后的决定是，将滕子京调任虢州知州，保持原待遇不变。

可王拱辰仍然不依不饶，他一定要让新政派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他坚决要求面见皇上，最后硬是把滕子京从四品的天章阁待制官帽闹掉，滕被赶到岳州任知州，成了从六品小官。

这一最终决定，说明反对新政一派已占据了上风。

又过了几个月，范仲淹和欧阳修相继外放，宣告“庆历新政”彻底下课。滕子京只是新政派里率先落马的“烈士”

而已。

不过，滕子京也算斗士一个。尽管贬谪岳州，落魄江湖，他依然直面惨淡的人生，还要奋力一搏，争取咸鱼翻身。他一到岳州，便宣布要做三件民生大事：兴建学校、重修岳阳楼、构筑偃虹堤，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三项惠民生、兴文化的工程都异常漂亮地干成了。于是，他请托范仲淹和欧阳修分别作文以记之。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为啥子大名鼎鼎、官职比滕高得多的范仲淹和欧阳修要接受滕子京的请托，为他专门写文章，宣扬他的政绩呢？

实际上，从私人关系讲，范与滕是铁哥们儿。他们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同科进士，范长滕一岁，滕将范尊为兄长，两人感情好得来可以同锅吃饭、同床睡觉。从官场上讲，范是滕的老长官，范曾经几次举荐滕担任要职，在滕受到弹劾时，又冒险用自己的官帽为滕担保。他们还是生死战友。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州时，西夏李元昊大军侵犯泾州，滕组织全城百姓坚守城池，顽强抗战。是当时的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派遣一万五千兵马火速驰援，才两面夹击，打败西夏军，取得泾州保卫战的最后胜利。从政治大局讲，滕子京坚决支持范仲淹领衔的“庆历新政”改革。正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要打击改革，阻止改革，才弹劾滕子京，以达到挖改革派墙脚的目的。

因此，为滕子京的政绩叫好、鼓掌，既是为滕子京翻案、昭雪，也是为改革派正名、呐喊。而且，范仲淹也是为自己的贬谪申诉：自己同古之仁人一样，同滕子京一样，忠君，忧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以奉献为快乐，虽身处江湖之远，但依然渴望为君为国为民做更多的贡献。

欧阳修虽然个人与滕子京没有太多私交，但作为“庆历新政”时同一战壕的生死战友，荣辱与共，当然必须拔刀相助，竭力鼓呼。而且滕子京作为范仲淹的兄弟，自然也是自己的兄弟。性格耿介不阿，做事一往无前的欧阳修，绝对会不遗余力地为滕子京杀开一条血路，登上胜利的高地。

所以，对于范仲淹和欧阳修而言，为滕子京在岳州的政绩写文章、唱赞歌是义不容辞。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当时的范仲淹虽然已经被贬任邓州知州，但他作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领袖，原参知政事（副宰相），政坛明星，官场“网红”，其政治影响依然巨大。他的文章也是天下共仰，独步一时，为众多官员和士子所崇拜和倾慕。连皇帝也钦佩不已。否则，皇帝也不会在庆历三年（1043）以范仲淹的十条上疏为改革蓝本，让范仲淹领衔“庆历新政”了。他的《岳阳楼记》一出来，滕子京派人广为传抄散发是绝对的。而且那时东京开封除了朝廷的官方邸报外，早就有民间小报了。像范仲淹这样的文章必定在邸报和民间小报上刊登，洛阳纸贵，传遍大宋。

欧阳修为滕子京作的文章题为《偃虹堤记》，此时欧阳修虽然已经贬任滁州知州，也就是他写《醉翁亭记》那个时候，但其名声与影响依然是国家级的。因此，他写的文章也必定传抄天下。

范、欧二人的大作想必皇上都读了，而且估计反复读了。两人在文章里对滕子京的评价真是太高了。你看，范仲淹说他有古仁者之风，被贬了官，到地方不但不消沉，不放浪，不怨天，不尤人，反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显著，百废俱兴；而欧阳修说他志大才高，名闻当世，曾经在抗敌保国的危难之际，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蒙受冤屈、壮志未酬、贬任一州时，又把全部心思放在建设惠民工程上，终于一展宏图，建树巨大。你说，像滕子京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讲求名利地位的好干部、爱民官不提拔、不重用，岂能说得过去？岂不冷了整个大宋好官良吏的心？所以，在范、欧的文章传抄天下几个月后的庆历七年（1047），睿智的皇帝就把滕子京先调任徽州知州，再调到苏州任知州。仅仅两步，便跨进“天堂”大门，并荣任“天堂总管”。不过，可惜好人命不长，滕子京当年便病逝于苏州任上，年仅57岁。

王方最后总结道，看来我们得万分感谢滕子京。虽然他恭请范、欧二人写文章为自己扬名，颇有借名人抬高自己、炒作自个儿政绩之嫌。但如果不是他拜托范仲淹用那如椽之笔书写胸襟与风流，便不可能留下《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奇文，也不可能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绝世名句。至于欧阳修那篇《偃虹堤记》，虽然当时有炒作政绩的功效，为滕子京翻身出了把力，但相对流传没那么广，无关乎他的名声与地位。

王方对《岳阳楼记》的解读可谓深刻至极，不但让学生们读懂了文章，领略了文采与思想，更是让他们了解到文章背后的政治斗争、朝廷派系、个人恩怨。范仲淹的忠君、忧国、爱民情怀更是让苏轼兄弟赞而叹之，他们从此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这里，苏轼结识了王方的女儿王弗，并且一见钟情。王弗比苏轼小一岁，长得秀丽端庄，身材婀娜。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幼颇有文才，可以说是才貌双全。苏轼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母，得到了双亲的首肯。后来，经双方家长确认，提亲，至和元年（1054）年底，苏轼把王弗娶进了苏家，王弗成了他第一任妻子。而苏辙则在稍晚一点把史家的表姐史云迎进了门。两对小夫妻基本上都是像现代人一样，两情相悦，然后再由家长提亲。因此，他们感情甚笃，恩爱十分，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现代人讲究先立业后成家，而古代人基本上是先成家后立业。因为当时的风气是早婚，婚事都是由家里操办，根本不用子女操心，年轻一代没有结婚的经济负担。苏轼大喜时18岁，而苏辙成亲时只有16岁。他们一边在家过着甜蜜的新婚生活，一边准备州试和省试，享受“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