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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二十岁的宋神宗四十岁的不惑心（第3页）

宋神宗喜欢的那本书名曰《韩非子》，法家集大成者的代表著作。

在这里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家思想，它是中国思想大爆炸时期的伟大产物。秦朝使用法家变法图强之后，迅速灭掉六国，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旋即覆灭。后世对法家思想形同洪水猛兽，然而它是可爱的、实用的、影响深远的。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降，儒家治国的短板不断暴露而出，这就需要用一种极有成效的手段去管理社会，所以官方采取了“外儒内法”的管理方式。表面看官方倡导儒家，教化全民，教育的成果是漫长的，让全民皆能达到儒家君子的标准也是不现实的，所以需要法家来弥补。

儒家思想倡导德治，提倡礼教，为读书人指引了一条人生方向，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方向上尊王攘夷，忠君爱国，重视君臣、人伦秩序。对社会的大方向上做划定了道德范围，然而对于君主如何驾驭群臣、人民如何管理、如何健全法制、社会经济如何运营等诸多方面，一片空白。王安石的新学思想看到了这一漏洞，是以将抽象的事物实用化。南宋末年荆公新学继续发展成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与现实运用结合起来，以其弥补这一空白。

法家不需要，这门学问特别注重实际效果。

法家不像一门哲学思想，更像是一门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其范围涉及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市场经济等诸多范畴。在思想大爆炸时期，法家学派与其他先秦诸子截然不同，它们是哲学，法家是科学。一门非常实用的科学，凝聚了先贤们的伟大智慧。

法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

管仲辅佐齐桓公，经过一系列改革，如军事改革（连五家之兵）、商业改革（重视鱼盐之利）、福利改革（赡养贫穷）、人事改革（禄贤能，建立有效人才培养机制）等等，其宗旨是富国强兵，实现了齐国称霸诸侯的宏图伟业。历史对管仲的评价极高，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③”。

管仲留下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管子》，本书托名管仲所作，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管子》是部千古治世奇书中，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等各领域的智谋韬略，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被众多学者视为“百家争鸣的**”时期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与封建社会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唯一可以与《管子》价值相比的只有《易经》了，一个被誉为群经之首，一个被誉为百家之源。

除管仲之外，法家思想代人物有李悝、慎到、范蠡、子产、申不害、吴起、商鞅等。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荀子算是理论先驱，他有两个著名的学生，都成了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即李斯和韩非。法家思想在漫长的承传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学术流派，以商鞅为主的“法”，慎到为主的“势”，申不害为主的“术”。三个流派的侧重点不同，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皆是强调如何管理国家，治理百姓。

商鞅的“法”派，首次提出了建立法制的思想体系，并且形成了官僚政治体系。

商鞅反对儒家倡导的礼教，他认为法是判断是非功过和赏罚的唯一标准。而法律条文的制定，必须要让全国老百姓熟悉，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除外）。商鞅说：“民信其法，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④。”要在百姓心目中建立至高无上的法律准绳，任何人一旦违法必然严肃处理，这就叫做“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思想观点，战国末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将其概况为“以刑去刑”。法家思想虽然多被后世学者诟病，说它不近人情，然而它非常符合今天的社会管理。可见它的科学性，远远超过了其他先秦诸子百家。维持社会稳定，防止作科犯奸唯有重刑，道德的管理力量远远不如法律来得直接。

此外，商鞅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社会发展观，他认为常人安于守旧。人一旦生活安逸了，进取心、锐气、斗志等等都将被生活所磨灭，一个人还好，如果全国人民都混吃等死，那么它就是积弊已深的北宋中期社会现状。“不法古、不循今”是法家核心价值观，可谓非常之科学，恰恰与儒家保守价值观相反。

慎到的“势”派，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够令行禁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⑤”，体现除了“术”的一些内容，明确君主改如何驾驭群臣，如何树立威信震住属下，只是方法手段上没有申不害阐述的明确，思想上融会了道家的“无为而治”。

申不害的“术”派，这是中国政治家的必修课，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在沿用。申不害的法家思想与慎到近似，进一步强调了领导驾驭群臣之方法论，通俗地说就是玩手腕，弄权术，现在叫做领导管理学。申不害吸收了孔子提出的“正名”，加以明细，在其基础上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明确责任、分工及名分等级，有着严格的规定任何人不可逾越，将儒家抽象的“正名”细化到实际当中。

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诞生了，在他这里统一法家思想，将这门科学进行了高度总结。韩非子提出“变古易常”的历史观，反对儒家的“法先王”的保守观点。韩非提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⑥”，认为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以管理社会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而非原地踏步。一个国家发展了几百年还用当初的老办法，显然不现实，无法使用社会的发展需求，乃很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调。

韩非将三大流派统一结合起来（严格说算两派），高度概括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公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合众端偶众端，参合众事而潜暗中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⑦。”韩非已说得非常明白了，“法”是外在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术”则是内在的，属于君主驾驭群臣的必杀技。所以说法愈公开愈好，“术”则不要轻易显露，因此领导不怕跟你规章制度，这是你知我知的，非常之熟悉。但是领导权术就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知道。领导如此，其他人也一样，恪守这一原则，正所谓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至此，法家思想的五大核心价值观已然完备，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反对礼制

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鲜血喷张的教训，管理社会“礼”远远没有“法”的作用明显。周公旦确定了礼制，把天下分封给宗室亲戚朋友，大家共尊周天子。结果怎么样？传及几代后礼教崩溃，天下大乱。天子不好使了，失去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威信和能力。礼之用和为贵，维持和平是它最大的作用。事实上，和平是建立在强大经济军事的基础上。否则弱国再有礼，也免不了弱肉强食的结果。管理天下如此，管理国家亦然。

第二，“好利恶善”的人性论

儒家的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之后法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到了人性的极致，也就是失去了人性的光明面。法家心中只有法，所以说缺少人情味儿，譬如李斯弄死同学韩非，足以说明法家的冷漠。人都有“就利避害”的本性，尤其中国人最为明显。管仲曾举例说私盐贩子冒着生命危险贩私盐，即是利益所驱，利益面前最能反映出人的本性。这一观点似乎可以站住脚，当今社会“见利起义”的占绝大多数。什么时候在利益面前“取之有道”，只能期待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了。

第三，强调法之作用

法的作用主要是定纷止争。慎到曾有个关于“一兔走街，百人逐之⑧”的故事，说一兔子过街大家都去追着抓它，但是在市场上贩卖的兔子为什么没人去抓呢？不是不想要兔子，只是已经有主儿了，所以不下手。法的最大的作用在于定纷止争，规定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条意义在今天来说愈发重要。此外，当时法的还有个兴功惧暴的作用。国家鼓励，法律也规定普通人要立战功而晋升官职，战功愈多，爵位官职什么的愈好。代表了一个人实力，头顶一堆战功起到震慑作用，那些游手好闲的主儿想要觊觎你的战利品那得好生掂量掂量能否活着拿回来。

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韩非说：“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时代变了，如果法律制度还不变，很容易出乱子。强调任何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决不能复古倒退，因循守旧。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第五，“法、势、术”结合的领导理念

法，即是健全法制和制度；势，强调领导的权势、威信、大权独揽等等；术，则是说领导在管理上要方法得当，必要时刻施展权术手段。三者结合起来，才是法家思想中的完美领导人。其实，完美的中国政治家应该是通过法家“法、势、术”的政治手腕完成儒家价值观的人生目标。

为能够立体了解法家思想，如图所示：

法家思想决定了法家人物善于社会改革，著名的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等，皇帝接触到了这种思想赶上国家承平也就罢了，恰好宋神宗所处的社会积弊已深，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期。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扭转危机之失态必然要有所动作。《韩非子》这部著作宋神宗最喜欢，他的体内已然诸如法家的血液，大家都看到了他改革的觉醒，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是釜底抽薪，来了一次彻底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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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②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③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⑤《慎子·威德》

⑥《韩非子·五蠹》

⑦《韩非子·难三》

⑧《吕氏春秋·慎势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分定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