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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曙光（第2页）

基督徒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教义做事的，但普通的警官却不管这些，他们也根本听不懂基督徒对自己道德本质的解释。

毕竟是凡人，罗马的警官突然发现，他应召来审判，可是犯人的陈述让他觉得这些事根本不值一提，弄得他茫然了。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他应以超然的态度对待神学中有争论的问题，他还记得很多皇帝命令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世故、圆滑，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说理。可是争论涉及某个原则问题时，一切逻辑方法都失灵了。

是放弃法律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的惩治职能?这是行政长官面临着的最后抉择。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的开始是在死后，他们为能离开邪恶世界到天国享受快乐而热烈欢呼，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不了他们。

于是，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我们没有全部关于死亡总人数的官方资料。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3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被杀死了，据他说：“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很多充满血腥的故事，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血雨腥风中，一个屡遭迫害的宗教是怎样保留下来的?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怎样，都会有人指控我是心术不正的骗子。对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让读者自己去定论吧。人们只要了解一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疯狂时罗马专制的本性。

另外，如果读者没有忘记，就连马可·奥勒留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徒问题上的无能，那么，那些处于帝国边远地区的默默无闻的小官的艰难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他们，要么背弃自己就职的誓言，要么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只因为这些亲朋好友违背了帝国政府的法令，即使这只是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同时，基督徒没有被异教徒表面伤感的伪装所迷惑，他们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4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阴影下的日子很伤感，请求皇帝霍希恩搬走胜利女神像。于是，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已矗立了400年之久的神像从此客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表示抗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且还导致一些人被流放。

这时，有人写信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

“为什么我们异教徒不能与基督徒友好相处呢?”他问道，“我们站在同一片蓝天下，抬头能看见同样的星辰；我们脚踩同一块土地，各人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不同又如何呢?生存的奥妙高深莫测，通向真理的道路千万条。”

其实，认识到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传统的开放政策受到威胁的人并不只他—个。在罗马胜利女神像被搬迁的同时，立足于拜占廷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发生了激烈的内讧。这场争执引起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关于“宽容”的才智勃发的讨论。讨论的发起人是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他虽然忠诚于祖先信奉的上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这场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袒护一方时，他感到有必要让皇帝理解他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一个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在那里逞强示威。在这个国家里实行强制一定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所以，统治者还是应宽容一切信仰，因为只有那样才能防止公众冲突。而且宽容是神圣的，上帝自己就已经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明白人类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喜欢被崇拜，喜欢基督徒和一种礼仪，但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他也喜欢。”

这确实是至理明言，可惜根本没有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都已经死了，任何时钟都不能让时间倒流，历史不可改写。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旧秩序迅速崩溃，军队被外国雇佣，成了叛徒。边境发生公开叛乱，野蛮人攻占了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

最后，灾难爆发的时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晋升之路只剩一条，就是从事教会生涯，别的都已被堵死了。在西班牙，地方长官的权力操纵在基督主教手中，只要是从事有关基督教理论研究的基督教作家就会拥有广大的读者。如果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外交官就会平步青云。要是当了基督教的财务大臣，还可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领地，可以大发横财。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见过很多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1914年，那些好高骛远的欧洲青年人仍想跻身政府机关，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当官。他们把持法庭重要职位，掌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能获得美满的生活和幸福的晚年。

战争接踵而来，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被它**涤殆尽，下层人民掌握了政权。原来的一些正式政府官员上了年纪，不能改变一生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但大多数人都能相时而动。这些人从小接受教育，认为经商是非常丢脸的事而对它不屑一顾。也许生意不足挂齿，但人们又总得找个职业谋求生计。很少有人为坚持信念而饿肚子的，因此动乱后没几年，我们发现无数官员心甘情愿地做起他们以前鄙视的生意来，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官宦世家，指挥别人易如反掌，因此，生意做得一帆风顺，生活比以前更好。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就是教会在16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青年把自己看成是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后代，因而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实非易事。但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正是奴隶出身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如果双方都能智敏通达（也许就是这样），就能迅速和睦相处，互相促进。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这是历史的又一奇怪法则。

“少数聪明人统治多数普通人”，是从人类形成之时起，始终不可避免的一个规律。两种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称呼不同：代表力量和领导的一方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代表软弱和屈从的一方称为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是大同小异的，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总是以怪异的形式出现，笨拙地给自己披上爱人类、忠实于上帝、造福人类的伪装，其漂亮外表下的内心却埋藏并坚守着这样一个原始而严酷的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理论很反感，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他们用“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等称呼我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被其他事物无可动摇的规律操纵的科学时，便万分诧异，他们可能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对规律还是服从的好。

只有这样，历史对于人类才会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的联盟。

如果谁不相信，就请到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证据吧。

去研究一下最初4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就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学过哲学，后来必须要选择一个职业来谋生时才迫不得已加入基督教。当然有几个受了新思想吸引的人是诚心诚意地做基督徒，而大部分人之所以由效忠凡世主人改为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那里晋升的机会多。

教会一方也是通情达理的，并不追究新教徒加入基督教的动机，而是对每一个人都仁至义尽。教会提供机会给那些向往庸俗生活的人，让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教会给对信仰情深义重的人提供幽静的场所，让他们远离拥挤不堪的城市去思考生存的弊端，去追寻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这种信守上帝、潜心静修的生活方式在开始时显得逍遥自在。

基督教在成立的最初几百年里，只是对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百姓稍有约束。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的政治组织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许多善男信女就开始向往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那时，做善事和祷告是所有真正基督徒的权利。为了追寻幸福，他们想人为创造条件，再回到过去自然发展形成的局面。

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最早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它对后来1000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和异教徒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手。

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人们却开始厌倦这种古老的文化。仅在埃及就有10种不同文化此消彼长，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不例外。路旁无数的庙宇和宫殿的废墟，证明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空虚和徒劳无功的努力。基督教体现了欧洲青年对生活的期望，激发了他们的精力和热情，因此被他们接受。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宗教生活的看法却不同。

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待，逃避记忆，躲避现实，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现实置之度外。

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改革对士兵总是充满**。他们比所有人都更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另外，他们还明白，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是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他第一个把精神落伍者组成团体。他就是帕肖米厄斯，是埃及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兵。一个叫安东尼的人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这个人是一个隐居者组织的头目，帕肖米厄斯在兵役结束后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离开城市，来到了沙漠，同豺狗和睦相处。但隐居生活常常会使他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分的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度日，这会成为异教徒的笑料，使真正的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先驱。从那时起，即在4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要服从“最高统帅”，而“最高统帅”有权任命修道院的院长，有权把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