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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曙光（第3页）

346年，帕肖米厄斯死了，在他临终前，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把他的修道院思想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借机逃离现实，逃避现实的邪恶和无休止的勒索。

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原来的目标。这里的天气不像尼罗河那样好，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而且西方人很现实，在他们看来，神圣的东方理想龌龊不堪，没有丝毫启迪的作用，反而让他们觉得思乡。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教会早期呕心沥血所做的善事又得到了什么呢?难道住在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就能使寡妇、孤儿和病人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人想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更加合理，而这都要得益于本尼迪克特，他被人们通称为圣人本尼迪克特。他是纳西亚镇人，住在亚平宁山脉，曾在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感到非常恐怖，于是，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在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在那里他过了3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便美名远播了。一些愿意和他接近的人很快就名扬天下。于是，许多隐居者慕名前来，多得足以再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随后离开了乡下的住所，成了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所有的法令都显示出了他的罗马血统。那些曾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别指望无所事事，他们不但要做祝福和祷告，还要耕田种地。干不了体力活的老年人，负责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尽职守，使本尼迪克特的教育千百年来独树一帜，且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有资格、有权力教育和培养才能卓著的年轻人。

僧人们得到的回报是体面的衣服、丰富可口的食品和舒适安逸的床铺，每天没事的时候还能睡两三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是上帝的奴仆，而不能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为来世灵魂祈祷的凡夫俗子。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他们必须使自己名副其实，成为传播上帝力量和荣耀的骨干精英。

在欧洲传教的初步工作已经完成，要巩固教徒的成果，他们就要得到当地民众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拥护。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远方的土地带去了文明之音，在这以前，那里的人对这些只是道听途说。

罗马教皇是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他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就像做梦的人能得到丛林中幽静的幸福生活一样，那些务实的人最终也会美名远播。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它最终导致力量的增长。很快，执政者如果不能体察自称是基督追随者的要求，就有被推下台的危险。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很有趣，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事出有因的，绝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心血**迸发出来的浩**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爆发了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

奇怪的是，在借近卫军的力量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戴奥里先并不是最坏的，可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受到的非难他都没能幸免。其实，他连最起码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瓦解、衰败，而且一落千丈。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有致命的弱点，这一点，戎马一生的他当然知道。这个体制把边防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领地的早已丧失斗志的士兵，这些士兵变成了悠闲自在的乡下人，把白菜和胡萝卜卖给那些应该拒之门外的野蛮人。

这种风雨飘摇的体制，戴奥里先无力去改变。为解燃眉之急，他把一些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支新型野战军，一旦有人入侵，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在几周内迅速赶到。

这个主意虽然很好，但像一切有军事色彩的主意一样，需要高额的费用，而这些费用要靠向内地百姓征税来获取。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这项活动激起了民愤，人们声称再缴钱就一无所有了。皇帝一边向百姓解释说他们误解了官方的意思，一边交给收税官“格杀勿论”的权利。但一切都于事无补，因为老百姓辛辛苦苦忙了一年，最后却赔了本，便都背井离乡，聚集到城里或沦为流浪汉。可是，皇帝却干脆又颁布了一项法令用来解决实际困难，他使各行各业都变成了世袭的职业，官员的儿子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要当官，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音乐或典当天赋也要子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一生不能改行。苦力虽然是自由职业者，但像奴隶一样行为受到限制，不得越境一步。这一切都表明古罗马帝国深深堕入了东方专制主义，并且已经到了极点。

一些人对法规是遵守还是违背，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这是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务必记住，他已经进退两难，成千上万的臣民对他无比忠诚，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他们只是在皇帝的庇护下醉生梦死，对国家的危难漠不关心。

早期的基督徒从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认为花钱费时地写东西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期望世界随时灭亡，认为文学成果会在几年内付之一炬。遗憾的是，新教的预言并没有应验。经过百年的等待后，基督的故事被人添油加醋地口耳相传，已经面目全非，教徒也因无法识别真伪而手足无措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出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传记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天启录》是其中的一章，里面有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在罗慕路斯时代，人们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匿名作者谨慎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恶痛绝的巴比伦，但帝国官员还是理解了书中的意思。在书中，那座城市被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沾满了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一切恶魔的栖身地，是所有肮脏可恶的鸟类的卵巢……类似的不敬之词还有很多。

“一个可怜的狂热者想起了50年来被迫害的许多朋友，他因为被怜悯和愤怒蒙蔽了双眼而口不择言。”这些言论可以这样解释。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仪式的一部分，每周都要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没有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的理由，我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异教徒”这个从未耳闻的概念日益熟悉起来。最初，“异教徒”三字只是指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用来指一个“教派”。但它的意思逐渐缩小到指那些不信仰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就是指那些“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因为几个死守旧信仰的罗马人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准确地说，他们也得不到机会解释自己的观点，所以可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同样，《新约》中也有伤害皇帝自尊的话，比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的，像通奸、猥亵、****、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更多，出于礼貌，就不再多讲了。

所有的这些引发了摩擦、误解，接着导致了迫害，基督囚犯挤满了罗马监狱，刽子手疯狂地杀害基督教徒，结果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黔驴技穷的戴克里先放弃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回到家乡达尔马提亚海岸，专心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在后院种起了大圆白菜。

戴克里先的继承者看到用武力消灭基督教是根本不可能的，便不再采用镇压政策，开始进行肮脏的交易，想靠收买人心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313年，基督教会首次得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官方的承认。

假如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享受“大”字称号的，包括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最需要站在这个法庭前进行审慎研究。

君士坦丁是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他疯狂地驰骋在欧洲的各个战场，挥舞着长矛从英格兰的沃克一直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妻子、姐夫、侄子都被他杀死了，他还屠杀了一些地位卑微的亲戚。即使这样，他还是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美名，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因为他在面临最强大的敌人莫克赞蒂厄斯时不知所措，心慌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他死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一直企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可是人们把这些都忘了，只看到了《宽容法》——皇帝用来保护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权利的虚伪之书。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4世纪上叶的教会首领都是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让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从而使基督教由小教派一跃而成为国教。但是，成功是怎样取得的?他们知道，君士坦丁的后裔也清清楚楚，他们想极力用语言来掩盖真相，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内斯特主教对狄奥西皇帝说：“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和你在一起，消灭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也有过别的交易。

但是，这个不光彩的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