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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君士坦丁大帝（第2页）

从此，旧世界加快了走向灭亡的脚步。异教徒的庙宇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已不复存在，要么被改建成桥梁、街道、城墙和瞭望塔，要么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成千上万座金银神像，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偷走，遗漏的也被打得粉碎。

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600多年来一直为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现在也被夷为平地。但从亚历山大大帝时就世界闻名的大学保存完好，并且继续被用来讲授古代哲学，亚历山大主教下令保留这所大学，地中海各地的学生也都赶来求学。但当地教徒不管这些，他们闯进教堂，对柏拉图学派的最后一位教师海帕蒂娅严刑拷打，把她大卸八块后，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糕。

罗马首都变成了一片废墟。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代表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著作《古罗马神言集》也被付之一炬。

在高卢，执政的是著名的图尔斯主教，他宣布旧天神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化身，于是所有的庙宇都**然无存了。

住在偏僻乡村的农民，有时会站出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却被赶来的军队称为“撒旦的叛乱”，用斧子和绞架加以平息。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较慢。394年，国家生活的中心——奥林匹克运动被禁止了，其他活动也相继停止。哲学家被驱逐出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声令下，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60位教授为了谋生逃到了波斯。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乔思罗斯国王的友好接待，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晚年生活。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玩棋——印度一种神奇新颖的游戏。

到了5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人遗忘，更不用说所有基督徒恨入骨髓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了。他们要想重见光明要等到600年以后，人们只能心惊胆战地对待文学艺术，任凭神学家的摆布。

用医学术语来说，这真是古怪的节食，但并不平衡。

虽然基督教徒战胜了异教徒，但是却没能摆脱困境。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但他们是容易制服的。棘手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亚力山大教士利厄斯描绘的基督的真实面目是否正确，阿塔纳修斯——同一城市的里艾利厄斯的死敌是否错误；在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相像而已”的问题上，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打得不可开交；为了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闹翻了；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是否承认耶稣具有二重性而关系紧张。这些头脑发达的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误入歧途。但对他们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逐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来吓唬，因为他们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们必须好言相劝，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找回仁爱和献身精神并迷途知返。要解决问题，首先，他们必须明确教旨，知道是非曲直。

人们要求把各种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中和统一，于是“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这个著名的集会应运而生。自4世纪中叶起，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召开，会上主要决定教义对与错，错的被认为是带有异端邪说的，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325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了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56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于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几次在查尔斯顿召开，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那是869年。

从此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召开。因为在4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在行使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的同时，要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而且对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必须予以考虑和重视。我们无法知道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是谁主持的，但以后会议的主持者都是教皇，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其代表批准就无效。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和专横的斗争始终此消彼长，宽容在一方心目中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在另一方心目中却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这个问题我不想从理念角度谈，但必须承认，教会的拥护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的行为辩解时，讲得条条有理。

他们说：“教会和其他组织（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一样，必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任何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法规和细则。一切发誓效忠教会的人也等于立誓要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有谁做不到，就要让他自食其果，从教会里滚出去。”

到现在为止，这些都是正确的。

今天，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了信任，还可以转到别的教派，如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犹太教、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人反对他，除了他饥肠辘辘的家人。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5世纪的世界却不如此简单，到处都充满了罗马主教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路途遥远，往往九死一生，永远与妻儿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觉得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没错，那么迟早可以说服教会，让他们修改一下教旨，他们为什么不争取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无论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为此，他们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是滑稽可笑的，就像数学家们为X的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断头台一样。

但是，自以为是和自命不凡的风气四处弥漫，直到最近，在“人们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有人倡导宽容，他们在坚持自己主张的同时还有生命之忧，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他们把自己的忠告都谨慎地隐含在拉丁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