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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继承人阿米尼斯（第2页）

莱顿大学的两个教授见解不同，这既不新鲜也不特别。但是严重的是，他们不同意人有意志的自由。兴奋的人们立刻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两个月，全国上下分成两派敌对势力。

一派是阿米尼斯的朋友，另一派是戈马鲁斯的支持者。

后者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在德国度过了一生，是条顿教育体系的出色产物。他知识渊博，但又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他的大脑对希伯来律学的奥秘很精通，而其心脏却对阿拉米语的句法颇有研究。

他的对头阿米尼斯却截然相反。他出生于奥德沃特，这是个离斯特恩修道院（伊拉斯谟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不远的小城市。他幼年时和邻居结成忘年之交。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是马古堡大学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阿米尼斯被他带回德国，接受良好教育。当这个孩子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却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洗劫一空，亲戚也都遇难了。

他的学业似乎要因此结束了，幸亏一些善良的有钱人听说了这个年幼孤儿的不幸，慷慨解囊，把他送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勤奋，6年后学完了全部课程，又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当时，学生中的佼佼者总能找到肯为他们前程花钱的资助人。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他兴高采烈地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

作为一个很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他首先到的是日内瓦。加尔文已经死了，像天使的牧羊人一样，他的仆人西奥多·贝扎接替了加尔文。他嗅觉很灵敏，是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他马上闻出了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所以缩短了对他的拜访。

对现代读者来说，“拉姆主义”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但熟悉《米尔顿文集》的人知道，它在3个世纪以前被看成十分危险的宗教新说。它的发明或创始人（用词随你）是彼尔·德·拉·拉姆。他还是个学生时，对老师的陈旧的教学方法就十分反感，于是，他以《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全是错误的》这个让人很惊讶的题目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这个题目当然得不到老师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几卷颇有才华的书里，这注定了他必死的命运，圣巴塞洛梅屠杀的第一批牺牲者里就有他。

不过，并不能把恼人的书随着作者一起杀掉，拉姆的书残存了下来。西欧和北欧也欢迎他惊异的逻辑体系。但是，“拉姆主义”被真正虔诚的人看成是通往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建议阿米尼斯去巴塞尔。在那个多难的城市，“自由派”被当成好样的人物，因为这个城市坠入了伊拉斯谟的魔网，对一切事物都持探索态度。

得到警告后，阿米尼斯便启程北行。但是，他又作出了一项极为不正常的决定。他大胆进入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到罗马去了一趟。这使他在1587年返回故乡时成为国人眼中的危险分子。但是，他好像既没长角也没长尾巴，于是渐渐博得大家的好感，得到担任阿姆斯特丹新教牧师的许可。

他不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瘟疫肆虐的时候还赢得了英雄的美誉。他很快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护，受到委托重建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1603年，他作为德高望重的神学教授被调往莱顿，首都的所有居民对他都恋恋不舍。

他不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我保证他不会去。他到达那时，正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阿米尼斯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的同事戈马鲁斯是上拉普萨里安派的，他原想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待同事，但是，两派的差异水火不容。迫不得已，阿米尼斯宣布自己是真正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当然，读者会问我：“这两派是什么啊?”我不知道，而且也没办法了解这些东西。但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阿米尼斯所在的一派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以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为首的另一派认为，人一生中的一切是在出生之前就注定了的，命运决定于造物时圣骰的一掷。

1600年，大部分北欧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喜欢听布道，说大多数人命中注定是要进地狱的，但自己除外。假如哪些牧师敢胆大包天地宣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那么他们就会立刻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就像有些软弱的医生一样，因为心慈手软不能给人们开利于病的苦药，却因而将病人置于死地。

阿米尼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的身份被莱顿的许多长舌妇一发现，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大肆攻击谩骂，把他折磨到死。接着，两派都参与政治，这在16世纪似乎是必然趋势。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上拉普萨里安派，被宣布是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叛徒的是下拉普萨里安派。

这场荒谬的争战还在继续，奥尔登·巴内维尔特用两脚夹住脑袋死了，他曾是沉默寡言的威廉的助手。格罗蒂斯对共和国的建立有功，也曾经以他的温和节制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首个伟大倡导者，但此时也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半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乐园，被几百个很有势力的家族控制着。平等和博爱引不起这些绅士的兴趣，他们信仰的是法律和秩序，教会得到他们的承认和支持。每到星期天，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地，那里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在过去是天主教堂。但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去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愤愤不平地说说谁好谁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不能接见这些虔诚的人，因为他们在“开会”。如果虔诚的人始终坚持，召集数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并不少见），他们也会受到礼遇，他们抄写的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也会被官员们接过去。不过，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离开后，关上大门，那些文稿就被官员们用来点烟斗了。

“一次足矣，下不为例”这则实际有效的格言已经被他们采纳。他们被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恐怖年月吓坏了，因此宗教狂的发展受到了他们坚决的压制。

后代并不总是夸赞这些贵族。显然，国家被他们视为私有财产，祖国的利益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常常被他们混淆。他们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因为他们缺少从整个帝国角度宏观看问题的能力。不过，他们做了一件值得我们由衷佩服的事。他们变国家为国际交换站，持各种思想的人物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他们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我并不想描绘得太动人。市议员常受到内阁否决的威胁，因此，他们也会被迫没收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印发的小册子，或镇压天主教的秘密协会。但一般情况下，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对宿命论的宗旨大声诋毁，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对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的存在不否认，就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太平。在将近200年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有很多人因为思想而受到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天堂。

这里又重新变成天堂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以后的200年里，形形色色的热情者挤满了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他们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