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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的创始者斯宾诺莎（第2页）

但是，那场战争较短，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战斗是唯一一场，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结束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研究。

他自己有一笔不大的收入。他不想成家，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平静愉快的生活，而且他的愿望实现了。

我不清楚他为何选中荷兰作为居住地。但是，在这个国家，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到处都有，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有关出版检查的法律简直如同一纸空文。虽然荷兰的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学起来并不难，但他却从未学会，所以他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无聊的闲谈，每天大约20小时的时间都被他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太乏味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他对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的生活很满足。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相信，深不可测的无知依然笼罩着世界，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就不能实现总体的进步。这可是个大命题。但是，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将崭新的哲学体系奉献给我们。他被自己的工作深深鼓舞和激励，把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加进了最初的提纲里。之所以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

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派对他的评价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却丝毫不受干扰。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女王谈论哲学，最后在城里安详地死去。

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笛卡尔主义在17世纪的人们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在1680年，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荣。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为伍的下等人。但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的行为并没得到阻止，就像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不过，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没人提及这类题目。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笛卡尔主义也无人问津，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但一旦表明斯宾诺莎的头脑里有它，结局就注定了，只要犹太教堂的资深人士一出面调查这件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同样也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刚刚经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小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一个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来到这里。他果断地把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给抛弃了，又回到了前辈的宗教。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惯于在帽子上插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的绅士。他惊讶和恼怒于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他也很自傲，但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种小的社会组织里，这样公开的蔑视是不能容忍的。一场势不两立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半先知半贵族的梦幻者；另一方是铁面无私的法律捍卫者。

悲剧的结局。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指控是几本不承认灵魂不灭的亵渎圣灵的小册子的作者。这让他与加尔文派教士发生冲突。但很快澄清了事实，撤销了控告。于是，这个犟头的反叛者被犹太教会逐出了教会，他的谋生之路也被剥夺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个不幸的人流浪于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最后，贫困和孤独又迫使他回到教会。但要被批准重新入会，首先他要当众认罪，任凭所有犹太人鞭打脚踢。这侮辱使他丧失了理智。他买了一支手枪，自己的脑袋被打开了花。

对于自杀事件，阿姆斯特丹市民议论纷纷。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引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毋庸置疑地受到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马上行动起来，企图加以掩饰。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他可以得到一笔年金，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

妥协是斯宾诺莎最讨厌的，他几句话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按照著名的古老《惩处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他被逐出教会。

这对犹太教士威信的打击很沉重，他们虽然乞求神灵约书亚和伊莱沙的保佑，但在短短的几年里，仍有人再次向他们公开挑战。他们急冲冲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见面，把斯宾诺莎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人确实是个危险分子的情况告诉市长，说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的人，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这种人是不该被容忍的。

那些大官们有个好习惯，什么事都推给基督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自己不插手。通过研究，这个研究小组发现斯宾诺莎并没做对城市法律有害的事，于是，向市政府的官老爷如实汇报。但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这样团结一心不是坏事，就向市长建议，让这个好像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了再回来。

从此，斯宾诺莎的生活就像他从窗中看到的大地一样一直是平坦的。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读点或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始终是单身。有谣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关系暧昧，可是这实在不大可能，因为那孩子10岁时斯宾诺莎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

他的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接济他，以便他能把全部时间用于研究。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富有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外，多一分他也不要，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穷中。

他曾经有去德国当教授的机会，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给他资助和保护，他也没有答应，继续过着平静快乐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他的身体始终不好，他的肺被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沫感染了。

至少6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这使当地教士很愤怒。两个世纪后，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为了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不被成群的狂热的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背运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

这就是他，他有什么影响呢?难道他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成摞的书里?难道他只是语言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皮发青的勤奋哲学家吗?

不!不!

他绝不是靠发挥才智或用巧言善辩正确阐述自己的理论才取得这样的成就。他因为勇气才伟大。有一种人只知道一种法则，那是在早已被忘却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为那些自命可以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创立的不可更改的一套规矩，是一种精神专制体系，他就属于这种人。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知识自由的思想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无政府。

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一直没有动摇过。

所有问题都被他看成普遍问题，无一例外地被看做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像适用于创世纪那样适用于最后审判日。

他就这样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像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摒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隘界线，却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建立起了自己的全新的思想体系。

这样一来，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被他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