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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第2页）

在遥远的普鲁士一个土里土气的院子里，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大声地打着哈欠，在一群土包子的簇拥下，想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很羡慕伏尔泰，长期以来，总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在1750年，这样的移居对法国人来说，就等于搬到了渺无人烟的维吉尼亚，伏尔泰在弗雷德里克不断提高款项的情况下，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到达柏林的同时，矛盾也就产生了。这个法国剧作家和普鲁士国王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心平气和地在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龙争虎斗持续了两年，伏尔泰终于被一场无足轻重的争吵赶走了，回到了他自认为“文明”的地方。

但是，伏尔泰吸取了一个良好的教训。或许他说得对，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确实很差劲，但国王陛下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加可贵的地方是，他对宗教自由的态度简直无可挑剔。

伏尔泰即将进入花甲之年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决，而当地的法庭维护秩序正是依靠这种判决，任何严厉的反抗词句都被禁止。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的是，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就赋予了他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他痛恨各种各样的愚蠢，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就好比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而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家”。这些人只要有了吃喝，有了休息的地方，就拒绝思考。

从小时候起，伏尔泰就感到有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自己，这架机器好像是通过一种毫无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结合在了一起。到了老年，把这个东西摧毁或至少推翻成了他的遐想。对伏尔泰这个特殊的魔鬼，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他，在法律上制造了一大堆的丑闻，这一着给伏尔泰帮了大忙。

1761年发生了第一件事。

一个名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住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土鲁斯是个永远虔诚的城市，那里的新教徒严禁担任公职，也不能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任用的用人不许是新教徒。每年的明23日和24日两天，为纪念杀戮新教徒的圣巴塞洛梅大惨案，全体居民要举行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仪式。

虽然环境不太好，卡拉斯一生和邻居们相处得还是很融洽。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他仍然对儿子很好，还对别人讲，他完全可以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爱的宗教。

但是，在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是个倒霉的人，想当一名律师，但这个职业不允许新教徒参加，而他作为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还要坚持自己的信条。思想上的斗争使他得了忧郁症，最后，这位年轻人的思想被病魔深深地摧残了。他长时间独自散步，还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并经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家人正招待一个朋友时悄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用一根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几小时后，父亲发现了他，放在鞋子上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

家里人绝望了。当时，自杀的人要被拖着脸朝下赤身**地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不甘心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他们站成一圈，商量着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就在这时，这场混乱被一个邻居听到了，他报警了。丑闻迅速传开了，愤怒的人群马上挤满了这条街，他们高呼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只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

在小城市里无奇不有，况且在18世纪法国的乡下，空虚无聊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就像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所以，最荒诞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地松口气。

卡拉斯全家、客人、用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立即被捕了，因为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高级官员完全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犯人被他们送到镇公所，戴上镣铐，被扔到地牢里，这地牢是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第二天，他们对犯人进行了审查。所有人的话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动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以为他散步去了，等等。

但是，土鲁斯城的教士们这时也参与了进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恐怖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个胡格诺派教徒嗜血成性，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但儿子却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所以他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了解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会认为，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一定会受到官方注意。众所周知，麦克·安东尼身强体壮，正值20岁的年华，而他父亲已经60岁。他父亲实在不可能不经过任何搏斗或不费吹灰之力地就能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去思考这不值一提的细节，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3周，然后，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把他埋葬了，因为，他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原因，这个已经死去的加尔文主义者被他们看做自己组织的成员，尸体被涂抹上防腐药料，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而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才用的形式。

在这3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再三督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催促他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这个案件被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马克自杀5个月后，审判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自杀是否可能，但是，他的建议被12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判处用车轮撕裂的酷刑。

卡拉斯被他们带到刑讯室吊起来，他的脚离地有一米高，他们使劲拽他的四肢，据官方报道，一直到“脱臼为止”。因为他坚决否认自己根本没犯过罪行，所以他们又把他放了下来，给他灌了很多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增大了一倍。他还是不承认，于是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他们要把他的胳膊和腿撕开。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他躺在铁砧上，万念俱灰，地方官和教士还总是无休止地用问题来打扰他，老人用非凡的勇气继续为自己申辩，说明自己无罪。这种固执的谎话让首席执行官恼羞成怒，于是他放弃了对这个没指望的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死。

他的家人没有被处死，因为这时人们的怒火已经平息了。卡拉斯的妻子的财产被剥夺了，她得到隐居的许可，在忠心不二的用人的陪伴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非常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其余的孩子们全都被送到修道院去了。

这起案子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离瑞士边界不远的只需几分钟路程的费内城堡里，自然也听到了这个案子。不过，刚开始他拒绝追根究底。他始终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自己的城里矗立着一个小小的私人戏院，他们把它视为公开的挑衅，是恶魔的建筑。所以，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写道，他对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没有一点热情，因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胡格诺教徒一意孤行，不接受他的戏剧就更坏!而且，在他看来（许多人也有这种看法），那12位法官好像颇受尊敬，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处死一个无辜的人。

住在费内的圣人伏尔泰很好客，来者不拒。卡拉斯事件结束几天后，从马塞来了一个商人，审判期间他正好在土鲁斯。他把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提供给了伏尔泰。伏尔泰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是怎样的可怕，自此，这个问题，他再也放不下了。

勇气有很多种，但只有那些独一无二的人们才有资格得到一等功勋。面对整个社会，他们敢于孤军奋战，在最高法庭的宣判及审判被整个社会认为是合法、公正的时候，他们敢于大声疾呼，维护真正的正义。

如果伏尔泰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为了自己的诉讼精心准备。他访问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写信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为了避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理智，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等到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战斗开始了。

首先，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伏尔泰认识大多数，他动员他们每个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之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他慷慨解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著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已经精神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死前能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

卡拉斯的儿子信奉天主教，伏尔泰随后又和他取得了联系，并帮助他逃出学校。最后，他以《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为题把所有的事实印成小册子，并且出版了，这个小册子是由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的，丝毫没有涉及伏尔泰。

在后来对这个案件的修正过程中，伏尔泰还是谨慎地躲在幕后。可是，这场宣传战是他成功策划的，不久以后，欧洲所有的家庭都关心起卡拉斯家的诉讼，各地为帮助被告而捐款的人成千上万，其中还有英格兰国王和俄国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