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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不宽容（第2页）

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方面，米拉博有准确无误的能力，他知道这个声名远播的让步并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他试图用一个人的革命来取代一场社会大变革，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对在8月4日晚上表示出的宽宏大量，许多贵族和主教后悔莫及，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整整两年过去了，直到1791年，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宗教派别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而这两年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长了。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都倒过来了。法国人民的代表为这个前途广阔的国家制定了《宪法》，《宪法》要求无论教士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要像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严格地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是对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的直接亵渎。但是，先例或条约这类不值一提的小事，议会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教士只有两条路，宣誓效忠《宪法》或退职饿死。这个看来不可避免的命运被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他们十指交叉，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很多年，现在他们又模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而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的教民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在类似情况下，他们比新教徒的生活好很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经非常混乱，顾不上采取措施对付《宪法》的敌人，甚至连敷衍了事都顾不上。他们好像都不想冒生命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被人们称为“拒绝宣誓的倔犟分子”的神职人员，很快就鼓起勇气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这些，在300年前正是他们坚决拒绝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的。

现在我们处在没有这种风险的1925年，回顾那个年代，认为它冷酷滑稽是难免的。由于议会很快就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所以当时官方并没有对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法庭的背叛和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恐慌，导致了从1792年9月2日到7日的一次次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就注定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臣民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国家要被出卖给敌人，哲学家们想按部就班地取得成果的打算这时也破灭了。接下来发生的巨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被无情无义的人得到，这一点只要是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熟悉。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出戏的主角竟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是楷模、美德的真正化身。

就像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点过时的警告一样，法国开始明白新主人的真面目时，已经太晚了。

到这里，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几个方面对这场革命进行了研究，但是要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力量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就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心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变成历史学家。

有人认为世界是由愉快和光明支配的，有人认为人类只尊重蛮横力量这一个东西。从今往后的几百年，我们也许会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法国革命是所有社会学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这一点好像是肯定的。

有些人想用理智建立一个充满人性的世界，但他们要么寿终正寝，要么死在他们原想授予荣誉的人手中。在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销声匿迹的同时，无知的新至善论的倡导者名正言顺地成了国家的主人，这项崇高的使命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宗教的敌人取得了胜利，这些人基于某种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他们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怒不可遏，敌人的气味使他们脸色发白，早已忘却的狂怒又被重新唤起。还有些人认为，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对教会和它的作品进行摧毁。这件事一点希望也没有，最多只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行动，但它符合革命心理的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仍在每天发生。因此基督的旧历、万圣节、圣诞节、复活节，以及星期和月份，都被法律的一纸公文废除了，一年被重新划分为10天一段，每10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失去了脊梁。

但这段时间很短。

雅各宾俱乐部里，四壁空空，这种虚无缥缈的主张，任凭怎样不断地解释和辩解还是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都忍耐不了。既然旧上帝对人们的要求不能满足，那何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理智女神出现了!

人们后来才弄明白她的真实身份。在当时，一个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的女演员，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她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她被人们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崇拜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几百年来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宽容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一双怜爱的手把她藏了起来，使她没被送进石灰窑烧成灰浆，自由女神的塑像现在立在她的位置上。这个塑像用白色的石膏随意雕塑而成，是一个非专业雕塑家的得意之作。但这并没有结束，巴黎圣母院还领教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4个柱子和1个屋顶，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不幸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真理的火炬”就在哲学圣堂里熊熊燃烧，意在用这火光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不到6个月，“最后的时刻”就来了。

1794年5月7日早晨，上帝又重新确立了，法国人民正式接到了通告，灵魂的不朽再次被公认为一条信仰。6月8日，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匆塑造出来的新上帝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的罗伯斯庇尔发表了欢迎词。他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鲜为人知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更有甚者，有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名叫凯瑟琳·泰奥特的修女，宣布救世主即将到来，还把救世主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名字透露了，她因此而被成千上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趾高气扬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日益完善。

为了确保没有任何闪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就像宗教法庭时代一样，叛国罪和异教罪在法律中又被视为一体，法律规定，只要被怀疑犯有这两种罪的人都将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是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在后来的6个星期中，在断头台刀下丧生的有1400人之多。

剩下的事情大家非常熟悉。

罗伯斯庇尔认为，在他认为的一切美好事物中，自己是完美的化身，在品质上是有思想的狂热者，所以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生活在同一星球的权利。随着时间的脚步，他对罪恶的仇恨与日俱增，甚至扩展到致使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地步。

最后，美德的敌人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命，开始反攻。经过一场短暂的生死较量，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被毁灭了。

自此，法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削弱了。当时，法国人民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宗教方面的事情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了。如果做到既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又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那么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真的。由1864年12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可以发现，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并且给那些企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支持，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是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因为他们，趣味读物有了极好的素材，不过，这只能证明他们是心机枉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