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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依稀来时路（第2页）

至于他发了家，也绝非意外，他生就一副超级机灵的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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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上初中时，班里有个女同学家也是门板户。这个女同学眉眼平常，却妖艳早熟，我们都认为她长得俏丽。有一回，她邀约我的好友去她家玩。

好友就拉上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大家一起去她家。我们在女同学家临街的堂屋坐着，吃着打平伙（成都方言，意为AA制）买来的瓜子和她家的泡菜，冲着街上过路的人东看西看，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大声喧哗，议论着老师和班上的男同学。

女同学对我们的行为表现出警觉的样子。她扶着门框往左右两家快速扫视了几眼，让大家小声点，都到里屋去摆龙门阵，免得被过路的人和左邻右舍注意到，回头告给她姐姐听。她家里屋很狭窄，一张老式大床和一个大衣柜就几乎占满了空间。房间黑乎乎的，没有窗，亮瓦（成都过去的老平房为了透亮，屋顶都要装几片玻璃瓦）年深月久蒙上了太多尘土，也不亮了。她说她妈为了节约，白天从来不准他们开灯。

这个女生特别羡慕我们这些住在院子里的人，她说她才不想当啥街娃儿，被人看不起。她暗恋的男生是原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子弟，他是绝对不会和一个街娃儿好的。为此，她很苦恼。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很多，他们插队回城，都工作了。哥哥在街道工厂上班，姐姐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他们都还住在家里。三个娃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大人娃儿挤一张床睡觉。家里两间屋，根本住不下这么多人，她爸妈就基本待在老家的乡坝（四川方言，意思是乡村）头，偶尔有事才回趟成都。她姐姐找的对象也是街娃儿，她觉得姐姐这辈子算是完了。

同行的好友豪爽单纯，她家住在银行宿舍。她非常真诚地安慰这个女同学：“我们院坝头（住）的（人）其实也不咋样，厕所还不是公用的，早晚都要排队。我觉得住（在）街边多好耍的呢，地盘大，可以边做作业边看别人。想耍的时候，跨出家门就耍。管他是不是街娃儿哦！”我和另外一个家住新华书店宿舍的同学忙附和：“就是，还是住街边巴适些。”

女同学听了这番话，发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叹息，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她忧愁的表情。“你们晓得啥子哦，屋头一天都黑黢黢的，写作业把眼睛都要写瞎了；冬天要是不关门，冷风架势往里头灌，冷得恼火；夏天热得像蒸笼不说，外头下大雨的话，屋头就下小雨；上个厕所，倒个痰盂，要跑半条街。住到这种地方，简直倒了八辈子的霉！还莫得我外婆他们乡坝头安逸……”

原来，门板户毫无我想象的巴适或者好耍的成分，我好像比女同学还要失望。回家告诉妈妈这件事，本来是想引起妈妈的共鸣，妈妈却批评我：“你们是不是在人家面前显洋，你们是住在大院坝里头的。这不好，家住哪儿有啥重要呢，学生嘛，关键是要看学习努不努力。”我辩解说没有显洋，是她自己说当门板户特别不安逸的。妈妈似乎对我的反应很不解，她说：“门板户当然不安逸嘛，街边边上，那么大的灰，脏兮兮的，还用问嗦。”

我沮丧得不得了，妈妈把我被事实打脸的坏心情弄得更坏了。

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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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的这条名叫童子街的小街，曾经是古代成都童生应试的地方，权且把它当作小升初的考试场所。我们知道，童子又叫童生，是古代读书人身份的一种。童子往上一级是秀才，再上一级是举人，更上一级是进士。1949年，国家对全国的文盲率进行过摸底盘查，结果，全国文盲率在80%，这还不包括认识几百个字能读点报的人。可以想见，古代文盲更多。童生，相当于现代的小学生，在那个时代，也就算是文化人了。

我们的大院，童子街29号，它是民国时期为纪念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烈士而建的忠烈祠的一部分。在军阀混战时期，忠烈祠名存实亡。民国后期，这里改为四川省交通学校。我们那栋5户人家居住的平房，就是忠烈祠祠堂改造而成的住宅。不过，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码事。爸爸从前给我讲大院的典故，我都毫不过心。年轻人的目光往往瞻前而不顾后，缺乏对过往历史的兴趣。有点阅历后才明白，历史的面目何尝不是惊人的相似。前阵子，我在读著名小说家李劼人先生以保路运动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波》，里面也提到了童子街。在我这个年纪，就不免感叹这冥冥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童子街29号曾经是爸爸的工作单位，后来改为机关家属宿舍。这个大院套有多个小院，小院的建筑风格各式各样，土洋结合，基本上成都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风格，在我们大院都能看到。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到“文革”之前，童子街29号是中共西南局（已撤销）局级及以上干部居住的院子。后来，院子里房子越盖越多，各级干部和工人们也陆续搬了进来。

院子里多是苏式风格的四层红砖楼，普通干部住在筒子间，厨房和厕所公用，几栋单元楼分给高干居住。他们的房子是三室一厅或四室一厅的板楼，前后带有阳台。大院里散布的小院，好赖都有，建筑风格相当多元。有的是藕荷色和青灰色纯西式小洋楼，楼面常年覆盖着常春藤，优雅复古。也有将西式公寓元素运用到川西吊脚楼风格中的两层木质楼房，它别有韵味，我最喜欢。还有几栋独立的别墅，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它们的走廊有宽有窄，铺着红木地板；屋檐有高有低，顶角飞翘而起。宽走廊上，常有老干部坐在藤椅上惬意地看着报纸；窄的走廊，经过的人就像半边身体探出在廊外。这些楼都有宽大雅致的木窗，窗台上随意摆放着花草，阳光灿烂或阴雨绵绵的日子，看上去特别浪漫。

院子里还有宽敞的四合院，住着三四户人家；一些小巧的独院，仅住两户人家。大杂院有扇月亮门，里面以“回”字形分布着几间平房。那些平房，简陋得像是临时住所。

大院里形形色色的房子混搭着，错落有致，也不失和谐。同样和谐的还有大院中人与人的关系，上至省委书记，下到普通工人，虽然待遇差别很大，但人际关系的底色还算健康平和。大院的长辈们来自全国各地，操各种方言，四川人只是其中的少部分，正宗的成都人更是少之又少。

我上小学、中学时的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到我们大院来玩。大院曾是成都最为幽静雅致的院子之一。院子里古树参天，随随便便一棵银杏树就有五百年历史；一条小沟渠，流水潺潺；一年四季，野花家花交替盛开。尤其是夏天，孩子们能在近一人高的野草中采野花、网蝴蝶、捕蜻蜓、逮猫儿（四川方言，意为捉迷藏）……

3

妈妈说，还没生我的时候，他们住在大院里被称为“教学楼”的那栋楼房。

按爸爸的级别，他们只能住在底层的筒子间，厨房和卫生间也都是公用的。她生完哥哥后坐月子，也是到公共卫生间去洗澡。

我出生后，家里搬进忠烈祠堂改建的平房。平房前后一共五户人家，我家这面是两户人家，背面则有三家。这房子也曾用作办公室，房间面积较大，高敞明亮。卫生间配有抽水马桶和大浴缸，厨房则是补盖的小偏房。我家还砌了个硕大的烧柴火的土灶。我们这个土洋结合的厨房曾引起我许多同学的好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抽水马桶、浴缸和天然气这些居家设施在成都普通人家中较为少见，烧柴草的土灶，在蜂窝煤炉子已经普及的情形下，也同样少见。

住在我们大院，容易滋生优越感吧，但我毕竟还小，基本懵然无知。大院里面有礼堂、收发室、食堂、澡堂、木工房、医务室……春节前，成都的几个大副食品商店会一连几天专程到院子里来摆摊卖年货。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抗大小学的教室，也曾设置在我们大院的收发室。大街上难得一见的各种型号的小轿车，常常可以在我们院子里看到。

虽说是小孩子，我们也晓得谁的爷爷是老红军，谁的爸爸调到了北京，哪个楼里住着副省长，谁的爸爸是局长，谁的爸爸是处长……知道归知道，孩子们却少有攀比心理，更少势利之人。我们天天从东家窜到西家，疯玩在一起。即便是局长家的孩子，该挨打的时候还是没有人会对他手软。

我们小孩子对大院的结构最为熟悉，我们晓得到哪栋楼后面可以捡到高级糖纸，把它洗干净后，夹在书中作为交换品和收藏品。有片草丛可以找到玻璃弹珠，弹射玻璃珠进洞是风靡一时的玩法。有个小院子外面有条很长的巷道，巷道的角落处适合玩过家家。“教学楼”的楼道宽敞，光线略有点暗。每家每户都在门口摆满了杂物，它们是天然的掩体，我们经常在楼道里逮猫儿。木工房是男孩子的天堂，不仅可以偷用各种工具，离家出走的人晚上还可以在锯末堆里过夜。几乎每栋楼的过道中都放有或大或小的泡菜坛子，随便捞点人家的泡菜吃更是日常功课。

大院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很多。不过，最贪玩的还是我们这些当时比较小的孩子。男孩子们淘气到令大人头痛的地步，女孩子就斯文得多。隔天就耳闻各家各户爸爸们打骂娃娃的声音，谁也不会见怪。娃娃们在一起，也会交流父母打人的各种手法：哪种属于特别“歹毒”的，痛得人失控地惊呼呐喊；哪种打法其实不痛，吓人的成分多些；被毛线签签打的话，家长下手重的，红痕很久不散，下手轻的，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莫事；扇耳光带来的羞辱感最强烈……最可恶的是有些娃娃的哥哥姐姐比他们大很多，他们就不仅要挨父母打，还要被哥哥（经常）姐姐（偶尔）打。

4

别看人小，我们对院子里的人际关系可说是相当敏感。我们晓得哪个人的妈妈特别爱打扮、不大安分，哪个人的爸爸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个小孩她爸是山东老红军，据说是粮食局局长。我们不大听得懂他说话，他为人和气，总是笑眯眯的，爱发糖果给我们吃。有个女孩她外婆是宁波人，长发在脑后精心盘成螺髻，很洋盘（四川方言，意思是洋气）。她特别护短，爱骂欺负她外孙女的别家小孩。她的宁波方言，我们也听不懂。高干楼那边有个阿姨是河北人，她家吃得特别好，她经常把自制的肉包子送几个到前院她妹妹家。她妹妹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于是，我们就撺掇这个女孩把她姨的包子偷两个出来跟我们分享。我有个漂亮的发小住在院子里某栋两层木楼的顶层，她妈是儿科医生。她妈似乎讨厌儿童，对我们很冷淡。我们去她家玩，她妈从来不理睬我们。

她那来自江西的奶奶却特别和蔼，对我们嘘寒问暖。后来，我的发小病死于盛年，她妈痛苦到几乎精神失常。

1980年，两位来自云南大理的白族兄妹住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女孩比我大两岁，憨厚单纯得不得了。她哥哥比她年长五六岁，已经读高中了。她哥哥身形颀长，黧黑英俊，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和女孩们的暗恋对象。他们的妈妈去世了，爸爸要出一段时间长差，就把兄妹俩暂时托管在成都的叔叔家，并在成都借读一阵子。院子里妈妈们的理念是“宁要讨饭的妈，不要做官的爸”，她们因而特别同情和偏爱这两个朴素、功课很好的兄妹。妈妈们总以“看看别个，妈都莫得，还那么乖”来教育自家叛逆的孩子。

云南的发小和我同是小学的宣传队成员，上学放学形影不离。有阵子，我们白天出去搞宣传，晚上，不是睡在她叔叔家就是睡在我家。她经常给我讲她妈妈的往事，引得我眼泪汪汪地替她伤心。她还担心她爸爸找个后妈。不过，她爷爷表示，如果后妈对她不好，她就跟她爷爷过。每每她都睡着了，我还伤心得睡不着，自行脑补中外后妈的各种惊悚面目，暗暗为自己不必被后妈虐待而庆幸。

这姑娘没有妈妈，个人卫生就很粗糙，脖子上的灰垢多到一眼可见。她叔叔婶婶孩子小，无法细心地照料她。偶尔地，还是妈妈提醒她该换衣服了，或者趁她在我家过夜，妈妈就把她的外衣洗了。不知在啥时候，她还是把头上的虱子传染给了我。

我一直有点贫血，头上长了虱子后，更是成天叫嚷头晕。妈妈终于发现我满头的虱子，恶心得差点吐了出来。她给我剪了短发，用煤油给我洗头，烧开水烫煮我的**用品和衣物，每天都要花好长时间检查清理我的头发。然而，虱卵的繁殖力实在惊人，并不容易斩草除根。过了好长一段日子，我头发上的虱子才彻底灭绝。这期间，我受够了哥哥的冷嘲热讽和要在全院传播此事的威胁。我埋怨早已回到云南的发小让我蒙羞，但更多的是对她将来的忧心。妈妈也说，发小是没有妈妈才这么惨，家里都是些男的，爷爷、爸爸和哥哥，她的虱子都不晓得长了多长时间了，他们居然都没发现！这个女娃儿简直太造孽了……发小的叔叔婶婶家，有台当时少见的黑白电视机。大人们议论说，那是因为发小的爷爷是老红军，是云南大理的领导，可以优先买到电视机。星期六晚上，我们各自带着小板凳，去她家排队看电视。她叔叔婶婶的大孩子是脑瘫，一直瘫痪在床。孩子的不幸没有让她叔叔婶婶失去可爱的性情：她叔叔平和斯文，特别幽默；她婶婶白白胖胖，热情又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