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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依稀来时路（第3页）

星期六的“看片会”上孩子不少，发小的婶婶负责维持秩序。她会根据个头高矮，分配哪个小孩坐在哪个位置，我基本都坐在最后一排。记得有次电视里演的是香港电影《画皮》，夏梦饰演的女主角是个鬼，变成人时漂亮又娇媚，现鬼样却没有脸，格外恐怖。我每扫视几眼9寸的黑白屏幕，就得回头看一下身后的屋门，生怕有鬼溜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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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上海口音浓重的阿姨爱来找妈妈看中医。上海阿姨皮肤白皙，语速特别慢。她家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子女在那个年代较为少见，她家姐姐就备受父母宠爱，娇滴滴的。她家姐姐皮肤也是特别白，瘦高羸弱，眉眼平顺，气质雅秀。上海姐姐都上高中了，不大和我们一起玩。偶尔，我看见她趴在窗台上，盯着院坝空地上跳房子跳绳的女娃子或玩斗鸡打弹珠的男娃子们，神情落寞。

母女俩长期吃中药调养身体，上海阿姨常到我家找妈妈咨询医学方面的事情。

母女俩只要在一起就说上海话，全不管边上人是否听得懂。敏感小气的人就不大高兴，觉得她们看不起成都人。院子里很有几户上海人家，他们基本都是从上海分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学生。除了他们的形象气质有别于当地人外，他们还显得尤为精明。成都人对他们的非议中暗含着极为复杂的心理，这其中当然也有羡慕嫉妒恨的成分。

妈妈和院子里几户上海人家关系都不错，更和我中学男同学他家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往来。后来我到上海读大学，受到同学外婆一家人的照顾。妈妈从来不把人的好坏按地域户籍来划分，这也许和她是个医生，接触人多，始终比较理性有关。

即便和大家一样，屋里大半的家具都由公家暂借使用，上海阿姨显然也还是更会布置一些：橱柜放在桌子对面较为平淡，挪到房间的角上别致得多；橱柜上放只祖传的座钟，房间的分量顷刻间就提升不少；木头书架并没有多少书可以填充，正可以当作花架子，吊兰和文竹放在上面显得清雅；又像办公桌又像饭桌的简陋的方形木桌子，铺上米色棉线钩织的桌布，再压块玻璃板，玻璃板下放几张人工着色的照片，照片底角上印有“上海”二字；桌上放只插着粉紫色塑料玫瑰花的白色大花瓶。这样一来，房间就接近于电影里某上海资本家客厅的一角了。

总之，上海阿姨洋气的家是院子里女人们的时尚谈资。床罩（居然有床罩）、收音机套、窗帘、桌布、沙发套之类的针织物都由她自己剪裁缝制，颜色淡雅，样式新潮，非常“上海”。不断有女人向她请教编织技术，她虽尽心赐教，但少有得其真传者。每逢有人向她表示赞叹，上海阿姨就微笑着谦逊地说：“布料蛮便宜，这里拼拼，那里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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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发小，也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她家房子在我家背面。她家几乎从来不关门，屋里凌乱的景象供所有人浏览。4个孩子回到家，各人（四川方言，意思是自己）做各人的饭，轮番吃饭。他们家像个血缘共同体，共处一室，但独自行动。时间长了，倒也生出了一份默契。她妈养的鸡最自由幸福，时常奔放地在饭桌上跑跳，根本没人去管它。

发小的妈妈戴高度近视眼镜，你永远不知道她有没有在看你。她生起气来，二话不说，抓起剪刀就给他们兄妹几个甩过去。发小的外公是正宗成都人，曾是国民党军医。1948年，她外公去了台湾，没带上她妈。发小的爸爸是从北方南下四川的高干，但在家里没有地位，谁都可以“欺负”他。几个孩子都喜欢爸爸，较为疏远妈妈。

同学家人的性情和典型成都人的脾性差别挺大，估计她父亲的北方基因起了作用。就是在她家出现的小偷，也比在别处表现得更自由奔放。有次他爸爸午睡，小偷拿走了盖在他爸爸被子上的颇值钱的雪花呢大衣。他爸爸睡得直打鼾，醒来找不着大衣，还以为是被她哥哥穿走了。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同学和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都特别爱自由，特别有主意。他们不屑于和院子里的人玩，眼界高远，内心狂野。他大哥长得像外国人，满头卷发，皮肤迅白（成都方言，意为特别白），年纪轻轻就结了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二哥虽有轻度残疾，照样傲视群雄。多年以后，他在电脑游戏开发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她姐姐胖嘟嘟的，身体力行地过着与她形象气质并不相符的波希米亚生活，酷爱西方哲学。

她姐姐总能搞到内部白皮书或黄皮书，还酷爱看“内部”电影，听“内部”

音乐。她姐姐对我们这些小娃儿基本不屑一顾，嘴角总是挂着淡淡的嘲讽。她姐姐说院子里的男娃子平庸，女娃子牙尖，都没啥意思。20世纪90年代初，她姐姐辞掉了在成都的工作，成为较早的一批“北漂”。

2000年9月的某一天，我偶然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门口看到发小的姐姐。她挽着一个长得很哲学的男人，正准备进场看某位电影大师的修复版电影。她姐姐比过去瘦多了，一点儿也不见老，表情愉快平和，显然是日子过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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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小最受父亲宠爱，她妈妈则偏爱她大哥。她一头淡黄偏金色的头发，皮肤非常白，模样偏洋气，只是五官没那么精致。中学时期，我们都喜欢文学，经常凑在一起谈论小说中的爱情，经常是观点相左，谁也不服谁。她还顺带给我讲解了爱情和性的一些区别。

她把我们初中班里的男女同学都配了对。其实，之前我们班有个男生已经给我们全班同学配过对。她对那套方案很不屑，认为那个男生完全不懂弗洛伊德的恋爱心理学。她给我分配的那个男生我根本不喜欢，但她认为我们比较合适。我们班的男生都显得比我小很多，我一个都不喜欢，也就欣然接受了她的安排。她喜欢我们班一位上海籍、模样清秀高挑的男生，但也知道那男生心理年龄太小，恐怕是不敢早恋的。她说她也就懒得向他表达，免得吓着他。

我刚工作时，有天突然在院子里看到她，我惊异于她变得如此漂亮炫目，两眼水汪汪的，从前干白的皮肤发出亮光来。她简直就像是画片中俄罗斯的喀秋莎。我们站在门口匆匆聊了几句，她直率地告诉我，她现在是一个痛苦的第三者，正在焦灼地等待情人离婚。这之后的次年，我家搬走了，我们最终失去了联系，只隐隐听说她嫁到了美国，丈夫并不是从前那个有妇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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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有一大块空地，空地后面是大院的小礼堂。爸爸把水泥地挖开，铺上泥巴，再用竹篱笆将这块地围拢，一块长方形的田地就整理成型了。不久之后，篱笆上就爬满了金银花，香味扑鼻。镶嵌在竹篱笆边缘的是鸡冠花、月季花、胭脂花、喇叭花、夜来香、茉莉花、栀子花等常见的花卉。田地中心则种着各种蔬菜。我家的这块地吸引了不少院子里的人来围观。

花园里的蔬菜年年丰收，我们吃不过来，就送一些给左邻右舍，让大家一起分享爸爸的劳动成果。谁家临时需要点葱、藿香、辣椒啥的，就到我家地里去揪点。特别是夏天，我要帮着妈妈到处去送菜，扁豆、蛇豆、辣椒……我喜欢去给邻居送菜，可以借机去邻居家坐坐，看看别人家房间的摆设，了解日常生活的情状。我从小就是隔锅香（成都方言，戏称到别人家吃饭的小孩子，吃别人家的饭总比自家的香）的家伙，总以为人家家里最安逸。直到现在，我也热衷去别人家串门。我的这个癖好，没少挨家人批评。

邻居们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筲箕来送菜，都会笑脸相迎。他们会连连向我感谢爸爸妈妈的好心，有时还硬要回赠我点糖果或别的食物。大家对爸爸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瘦弱不堪的文人有如此精湛的园艺既吃惊又赞叹。他们越是觉着意外，我就越是感到满足。我并非为爸爸的园艺骄傲，只不过在心里得意地想：“哼，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爸，你们绝对想不到，我爸才不只是文质彬彬呢，他骨子里就是个农民。他最愿意干的活就是农活……”小孩子心里存有的秘密，都有点夸张而幼稚。

哥哥倒是特别不愿意被派去送菜。“送啥子菜嘛，又不是买不到。上门去送，就像估倒（成都方言，意为强迫）别个要一样。”他愤愤地说。妈妈则会批评他不懂事，妈妈老说，好好的东西，放到等它烂掉，好可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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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种菜的技能远超养花。现在，他和妈妈住在狭小的楼房里，他也在院子里的小花台和家里的凉台上种着折耳根、冬寒菜、藿香、山药、韭菜、红薯藤、胡豆等蔬菜。他的菜长势始终不错，他的栀子花、剑兰、君子兰、三角梅、昙花、文竹、绿萝等花草就长得很一般。他种菜养花全凭兴趣，从来没见他看过任何园艺方面的指导文章。爸爸高兴起来会带着保姆大老远去工地挖土回来填盆，忙碌起来又会完全忘记了花草已经干枯，需要浇水。爸爸是个极度感性的人，从他对待花草的态度上也能看出来。

爸爸有个朋友是双流的农民，叫老宋。爸爸经常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老宋家耍，顺便买各种乡村的东西。几年前的夏天，某天下大雨，爸爸让我去公交车站接他一下，他又到老宋家去了。我到了爸爸下车的地方，倾盆大雨正好停了。爸爸从公交车上下来，双手提满了土货，吓了我一大跳。半塑料桶的皮蛋和鸭蛋，好几斤芋头，一只土鸡，一只土鸭，还有南瓜和冬瓜。爸爸居然又背又提了这么多东西上公交车，他已经81岁了。妈妈对我说：“我不想跟你爸爸去农村，厕所脏得很。你爸爸只要到了农村，就把我搞忘了，耍得之高兴哦。最近，居然在人家老宋屋头睡起午觉来了……”

今年夏天，老宋家的房子和田地都没了，修成了大片的商品房。爸爸说表面上条件好了，住进了楼房，其实莫得农村安逸。老宋也不习惯，但没办法，这片农村按照规划，要变成城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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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时期的哥哥淘气得惊人，经常有这家那家的婆婆奶奶孃孃（成都方言，意为阿姨，姨妈，妈妈的妹妹）们提醒妈妈，她们看见哥哥爬高烟囱、跳石灰池、吊大卡车尾巴、翻院墙……小娃儿这种调皮法，实在太吓人了！

哥哥是院子里一帮男孩子的头头。1975年，他才8岁，就带着院子里包括我在内的五六个比他更小的孩子走失过两次。

我们兴奋地跟着他跑出院子，踏上梦想之旅。我们渴望离家出走，渴望在路上邂逅被哥哥描述过的各种稀奇，渴望让父母着急上火……获得自由的那瞬间，我们立刻长大了很多。要出大事的紧绷感和远足郊游的兴奋感混杂在一起，它足以激**起孩子的内心，暂时压制住莫名的恐惧和担忧。我们大手牵小手，几近狂热地望着哥哥，意气风发地跟着他走。

走啊走，道路没有尽头，无法得知时间，但天色渐晚。嬉笑打闹够了，哥哥讲故事也都讲得口干舌燥，不想动口了。更有才5岁大的小娃儿渐渐走不动路，开始不争气地啼哭，说是想回家。大点的娃儿兴许比小娃儿更焦虑，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大人形象，还得强打着精神。哥哥大概有点心虚，他开始找台阶下。他叹着气，批评我们“实在太孬（发音pie，四声，成都方言，意为差）了”，看样子将来谁都当不上解放军。他可以带我们回家去，但他再也不想和我们这么孬的人耍了！可是，他却记不清回家的路该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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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好学生，他不爱听讲，很少做作业。每个学期，他的作业本都只用三四页就全都剩下。即便如此，他的学习成绩总是能轻松地维持在全班中上水准。他似乎看不上学习好的孩子，他说他们“不好耍”。从小到大，他都喜欢和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孩子玩。他在物理实验室放鞭炮；从学校操场上堆得足有3层楼高的建筑材料上往下跳；他随意上讲台给老师扇扇子；上课大声讲笑话逗得全班同学大笑；他给每位老师同学起绰号，好几个人的绰号一直沿用至今；我最怕看见他出现在学校门口打群架的那帮人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