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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依稀来时路（第4页）

他让爸妈头大，特别是妈妈，她本来就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她老是提心吊胆，总感觉又要被哥哥的老师找去谈话了。话说回来，哥哥模样帅气，异常聪明，学习不差，一直被各个时期的老师们又爱又恨，老师们对他的关注度比对我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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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放学后，哥哥就坐在我家边上一栋小洋楼外墙的自来水管道上，给大家讲故事，一堆男孩会围坐在他周围听讲。他像评书艺人一般连说带比画，讲得口沫飞溅。那些男孩听得入迷，十分崇拜他。他勒令我不准靠近他们的“队伍”，但我知道他讲的都是他喜欢的那些书里的内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七侠五义》《说唐演义全传》《前后汉故事新编》……哥哥和住在大院周围的同学来往密切。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喊哥哥回家吃饭。在与大院一墙之隔的会府，哥哥的某位同学住在一家街道蜂窝煤厂里。我走进黑乎乎脏兮兮的煤厂，在厂子后面逼仄的平房里找到哥哥。他同学全家五口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家里的赤贫景象让我吃惊，我原以为只有在农村才有可能穷到那份上。那孩子特别喜欢让哥哥带他到我们大院来玩。看来，放学后晚饭前的大把时间里，他基本无处可去。

奇怪的是，看到这样的人家，我并没有产生什么优越感，反倒是有点羞愧，好像我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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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不少邻居都是爸爸的上级，爸爸算是单位的年轻人。爸爸的同事中，有各个时期的老党员、老红军、地下党员等等，其中大多数人还都是知识分子。

那些我称呼为伯伯的人，好多都可以当我的爷爷。他们的儿女按辈分称呼爸爸为叔叔。其实，好几个哥哥姐姐和妈妈的年龄相差无几。

我喜欢那些哥哥姐姐们。他们都那么年轻，纯真活泼，好学多思。他们中有的人在读大学，有的在当兵，有的还在插队，个别人则在待业。他们常到我们家来借书，或是找妈妈看病聊天讲心事。大概是年纪接近，他们和爸爸妈妈很谈得来。他们形容爸爸长得像匈牙利人，妈妈则漂亮和气。他们有时会和爸爸开玩笑，说爸爸显老相，妈妈年轻得像是他的侄女。哥哥小时候长得好看，每天都有大哥哥大姐姐把哥哥抱出去玩儿。晚上哥哥被送回来时，衣服口袋里总是塞满了糖果。模样有点丑又特别认生的我，大多数时候都被他们给遗忘了。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们院子里，有两位就读于四川大学1977级外语系的姐妹格外引人注目。她们俩一个在日语系，一个在英语系。两人都很漂亮、时髦、高傲，不屑于搭理其他人，一副天之骄子的模样。她俩吸引了不少人艳羡的目光，也招来一些白眼，不时听到大人们对她俩的各种议论。

爸爸是这两个姐姐父亲的下属，我们两家熟络得很，我常跟着爸妈上他们家去玩。他们家有5个孩子，两个姐姐上面还有大哥、大姐，她们居中，下面还有个弟弟。我们叫哥哥的他家最大的男孩，只比爸爸小一岁。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山西南下四川的干部，为人善良豁达，关心年轻同事。爸爸现在回忆起逝世的伯伯和阿姨，还会泪流不止。

两个姐姐年龄接近，永远在一起共同行动。看着她俩前卫时髦，有说有笑地骑着自行车在大院进进出出，我会忘记我们明显的年龄差（我才读小学4年级），总是羡慕地想：瞧瞧人家，生活丰富多彩，面容神采飞扬！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没意思？

大院的孩子兴许是自傲、优越感强烈的，他们享受过父母的地位带来的荫庇，年轻时过得轻松顺利。他们中不少人因而清高，城府不深，不屑于、不善于屈尊违心为稻梁谋；也有好些人懒散成性，好走捷径，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

时过境迁，新的时代，他们中过得不如意，甚至命运较为惨淡的人，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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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大院“学生楼”3楼的某户人家中，有个比我小1岁的男娃子突然夭折。他妈妈在屋里跺着脚号哭，地板被跺得啪啪响。我们一大群站在楼下看热闹的小娃儿听到动静，感觉真是惊心动魄！那个娃儿是得脑膜炎死的，大院里的娃娃实在太多，我并不认识他。我和小伙伴们被吓得不轻，立刻觉得各自的脑袋有了不同程度的疼痛。

殡仪馆的车子来了，尸体从楼里被人抬了下来。尽管蒙着白布，我们还是赶紧四散跑开去。我和发小躲在远处的白果树后面，偷偷观察着动静。我的发小说：“快点看，你哥，你哥，就在死人旁边。”我往死者家单元楼门口望去，只见哥哥蹭到抬尸体的工人身边，紧贴着人家，假装也在抬尸体。哥哥边走边对我们做怪相，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有个工人嫌他碍手碍脚，一把推开他。他趔趄两步，差点摔一大跟头。我们全都大笑起来。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躺在各自的**谈论死亡。哥哥说，死神一旦选中某个小娃儿，他就只能去死，而且这种选择有一定的比例，在无数的娃娃中，必定有人会中招。我小时候身体特别差，自然是恐惧之极。我问哥哥死神会不会选中我。他讲很难说。之前，凡是儿童类型的传染病降临大院，我都很少能躲得过去。他说：“我们这些人，虽然讨人嫌，但是活一万年。凡是逗人爱的，都死得快！”

我并非逗人爱的类型，只是身体弱，生活上被爸妈娇惯，哥哥为此经常和我“明争暗斗”。我被哥哥的话吓得直到半夜也睡不着。死亡是种无限，岂止是再也看不到爸妈了，它是百年千年万年的不存在，是被打入洪荒。死亡具有某种没有尽头的绝对性质，它无法被任何人理解和掌握，非常可怕。我思考着死亡的终极问题，却苦恼于似乎找不到任何一种介质来确切地限定它。

我完全想不明白关于死亡的命题。随着眼皮下沉，我宽慰自己说：算了，管他的呢，明天还要和发小交换新找到的糖纸，还要跳绳耍，反正暂时还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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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夏天，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远在西南的成都震感也比较强烈。

为了防患于未然，成都到处都在搭建地震棚。我们院子里也是如此，各处的空坝子都挤塞着各种材质的地震棚。形似工棚的地震棚中，各家仅以布帘子相间隔。

妈妈的学生中，有一队人是驻防在机场的军医，他们给我家送来了整卷崭新的塑料布。我家有个亲戚是工厂的七级工人。这位能工巧匠不仅提供了一些钢材，还和妈妈的学生一起，亲自为我家搭建了地震棚。我家的地震棚堪称“豪宅”，院子里热衷修缮的大人们频频来瞅几眼。

小娃儿们可不管美观不美观，只要能日夜凑在一起耍，再简陋的地方也是天堂。虽然吃饭还是回老家，我们却宁愿抱着饭碗到地震棚的“新家”去排排坐一起吃。我们今天睡在我家，明天睡在你家。晚上到了睡觉时间，家长们在地震棚的过道里大声喊自家娃儿回各自的棚。他们抓娃儿睡觉才恼火，扯得到处鸡叫鹅叫（四川方言，形容发牢骚，闹意见）。

本来是提心吊胆极不方便的生活，却被娃娃们当成了难得的嘉年华。水灾降临后的暑假，也是如此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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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成都爆发了几十年不遇的水灾。连续几天日夜不停的暴雨过后，全市变为一片汪洋，城市的低洼处水深更达两三米。著名的老桥安顺桥都被暴雨给冲垮了，据说还死了十几个人。街道上时不常漂浮着从国营菜店冲出来的茄子、丝瓜等蔬菜，让人哭笑不得。

正值暑假期间，娃娃们兴高采烈，完全无视大人们对泡水后变了形的家什的痛惜。我们蹚过齐膝深的脏水，挨家“视察”水情，传递自家支援给邻居家的各种物资，打水仗。有时“救援”活动持续到父母喊我们回家吃饭，还不愿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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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随着季节不同，全院总有几项带有集体性质的活动。这其中最多的是应时而来的各种家务劳动，免不了也有大人们对娃娃们升学或参加工作情况的强烈关注。

还未到腊月，四川人就得灌香肠熏腊肉，以保证春节时能吃上这两道四川人最重视的过年肉菜。不同于北方人正月十五隆重登场的元宵，成都人大年初一早上就要吃汤圆。汤圆的炮制过程也有好几道工序：磨酒米（糯米），晾晒酒米粉；准备核桃、芝麻、花生、猪油等食材以制作汤圆馅。从立春到夏至，各种腌咸菜的原材料就会挂在各家门前的绳子上，大头菜、莲花白、红萝卜、白萝卜、青菜等等，都可以拿来做咸菜。这些咸菜既是绝佳的下饭菜，还可以在发工资前，捉襟见肘之时填充饭碗。

端午节前，家家户户的门口会吊挂艾草、菖蒲等用来避邪的草木。木盆里泡着酒米，大碗或者各种钵钵里泡上红枣、红豆、绿豆，个别讲究的人家也会炒好猪肉待用。妈妈们会在公共洗衣台或家里的厨房里清洗粽叶，把包扎粽子的棉线提前整理出来。待酒米泡得差不多了，各种配料也都备齐了，妈妈们就动手包粽子。各种味道的粽子我都喜欢吃，不过，肉粽子原本就很少出现，也就没有什么奢望之心。

哥哥曾抗议说红豆粽绿豆粽这些粽子太难吃了，红枣粽就更是，还是肉粽子比较巴适。妈妈听到就会说：“哪个说只有肉粽子才好吃，就是白粽子（酒米粽子）蘸白糖，也很好吃！”哥哥就会对我说，妈妈太假了，她也觉得肉粽子最好吃，为了推销难吃的粽子，她就不承认事实。我从小喜糖不喜肉，就站在妈妈一边。其实，妈妈确实更喜欢吃肉。可是，肉票不好找，钱也没富余，每家的妈妈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男孩子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纷纷抱怨自家粽子难吃，那边小胖爷爷家的肉粽子才叫粽子。小娃娃们都晓得，小胖的爷爷是老红军。小胖自己的家在北京，他经常来成都探视爷爷。他是个憨厚的娃娃，经常带着几个男娃子上他家去吃红烧肉。

院子里的空地处、窗台上、粗壮结实的树杈之间……到处摆放着陶罐、竹篓、竹篾子、盘子等盛着海椒的器物。那些或深或浅或完整或被绞碎的海椒，红艳艳一片，散发出清香呛辣的味道。大人们挽着衣袖辛勤劳作，娃娃们负责跑腿协助做些小事：收取石磨、竹篾子，交换搅拌机、漏斗，请哪家支援点生姜、花椒、盐巴、白糖……本土四川人家事情显然要更多些，移民家庭则是跟着入乡随俗操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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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全院老少就要议论起大学招生的情况。我们大院娃儿成群，中学里的高才生偶有出现，大多数娃娃也不过平平常常。考取名校的高才生自然会得到大家绝对的赞叹、艳羡、嫉妒，他们的父母在那些天挣足了面子，被要求传授教子有方的经验和秘籍。不过，面对大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的现状，只要能考上大学，不管是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都能得到大家相当程度的肯定和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