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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依稀来时路（第6页）

有一天，我刚放学，在小院门那儿，有个小娃儿对我惊呼：“哎呀，你们家来了个和尚……”我跑回家，窗台上已经趴着好几个看稀奇的娃儿。有个穿着袈裟的光头老和尚坐在屋里。爸爸让我叫和尚叔公。叔公是爸爸的远房表叔，他是峨眉山某个寺庙的住持，同时也是峨眉山佛学院的副院长。老和尚慈眉善目，特别喜欢哥哥和我。他住在我们家的那一夜，我始终有点提心吊胆，生怕他半夜三更把我给掳走了。因为哥哥告诉我，叔公武艺高强、来去无踪影。那阵子，电影《神秘的大佛》正风靡全国，电影里的和尚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院子里的娃娃们又比较沸腾，这回我家的客人穿的是草鞋。他们是爸爸的表哥和侄儿们。父子三个人挑着扁担，背着背篓，从峨眉山的农村，坐了好长时间火车到成都。到了成都又坐公共汽车，到处打听才找到我家。

他们给我们送来乡下的苞谷粉、实木菜板、竹笋、红糖啥的，爸爸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背来的背篓里放着竹席和竹篾条。他们在我家一住就是好几天，“侄儿”白天上街卖凉席，“表哥”则由妈妈带着去医院瞧病。晚上，爸爸用老家话陪着他的表哥侄儿摆龙门阵，我则在一边，惊讶又佩服地看着他们忙活。他们能边说话边飞快地编着凉席。

妈妈有个病人非常聪明。他的妻子得了癌症，住在省医院妈妈主管的病房。

他很想和妈妈套近乎，妈妈则公事公办，他很是无可奈何。有一次，妈妈下班骑自行车回家，他悄悄尾随其后，知道了我家的住处。他在几天后进门，硬要送妈妈一只菜板。妈妈知道他是想让自己更关注他的妻子，就收下了菜板。

从此以后，这个广汉的农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和哥哥都叫他丁伯伯。丁伯伯的妻子很快就去世了，但他和他的家人、邻里源源不断地到成都找妈妈看病。

后来，即便不看病，隔上两三个月，他也会来我家坐坐，吃顿便饭。丁伯伯非常健谈，他的话生动形象，常引得我们一家人哈哈大笑。他每次来我家，都会送我们鸡蛋、时令蔬菜、竹簸箕等农村的东西。过年过节之前，妈妈就会请丁伯伯帮我们买鸡、鸭之类的东西。

丁伯伯带来看病的村里人曾告诉我们，丁伯伯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家里穷得叮当响。我还记得他总是穿一身旧军装，光脚蹬一双破旧的军胶鞋。胶鞋没有鞋带子。他抽烟很厉害，牙齿焦黄。每次他离开我家前，爸爸妈妈就会给他一点钱，给他几件旧衣服，给他一些常规的便宜的药品。妈妈一边为他准备东西，一边告诫他要注意个人卫生，少抽烟，干农活勤快点儿……丁伯伯无比崇拜地望着妈妈，架势点头。

这样过去了好几年。后来，丁伯伯身体明显就不好了，哮喘得厉害。我印象里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儿子用破旧的自行车载着他，骑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来我家，让妈妈为他看病。他患的是严重的肺心病，呼吸困难，脸色蜡黄，无精打采，再没了昔日健谈甚至爱吹牛的样子，看着真是可怜。他儿子对他也不好，据说他把丁伯伯放在土地庙里，也不咋管他。

丁伯伯自然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还记得有天放学回家，丁伯伯又来了，他坐在客厅里抽叶子烟。我招呼他，他微笑着用很重的乡音对妈妈说：“晓村二天（四川方言，意为今后）是个高长子（四川方言，意为高个子），有点费布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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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常客中有几位叔叔阿姨是川剧演员。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四川乃至全国都很有名。他们常来找爸爸谈事或聊天，也请妈妈帮忙看病。院子里时不常有大人略为吃惊而羡慕地对我说：“我看到某某（川剧名角）来你们家了……”

我应该是很得意的吧，但我故意表现得云淡风轻，好像这根本没什么，更大牌的演员我也见过；另一方面，我也的确是非常惆怅，心想，为什么这些名角不是潘虹、龚雪、许亚军他们呢，我最喜欢的演员是电影演员，并不是演川剧的啊！

1981年，我读小学5年级，个头也快到1米6了。春天的有个下午，我从骡马市新华书店出来，在十字大街等红绿灯。我发现马路对面也在等灯的一个女人长得特别像潘虹。她个子很高，穿着砖红色真丝夹克衫和蓝色牛仔裤。绿灯亮了，我们同时向街心走去。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确实是潘虹。潘虹皮肤雪白，不施粉黛，清丽夺目。我不敢招呼她，只羞涩地对她笑了笑。她也微笑着看了看我。我们擦肩而过。

推算起来，潘虹那时还不到30岁，正处于人生的盛年。

中小学时期的我是个电影狂热分子，自然对喜欢的明星如数家珍。后来我读了上戏，近距离接触过不少明星，也就渐渐熄灭了对明星的热情。在我见过的中国女明星中，1988年6月在上戏校园里邂逅的肖雄、1999年在北京参加《花样年华》首映仪式时见到的张曼玉，如同当初的潘虹一样，至今回想起来，依然美好难忘。

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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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们被告知，我家这一片平房很快要改建成楼房。我们需搬出大院，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小院去住。所谓小院，其实里面只有一栋临街的楼房。大院管理处的人说如果我们在街边的临时的房子住上一年，就有可能重新搬回在平房原址上修建的楼房中。

那时我快14岁了，哥哥已经过了15岁，爸爸觉得街边临时搭建的棚户太潮湿，对快速发育中的我和哥哥的身体不好，毅然决定还是去住楼房。妈妈、哥哥和我却都想搬回大院。那是我首次感觉到自己强烈的虚荣心，除了留恋大院花木葱茏的环境，搬到临街的房子，不就成街娃儿了吗？原来，从前我之所以觉得自己没有优越感，不过是身在其中而“当局者迷”，真要离开大院，还是感觉到巨大的失落。

2000年，我约上两个初中同学，回到即将全部拆除以重建高层电梯公寓的昔日的大院。这些年来已经断断续续拆除了不少老楼，但大院的总体格局还在，弥散着岁月浸润出的清幽之气。能生长在这样错落有致的院落，真是我的幸运。童年时树木葱茏的居住环境、邻里间质朴温暖的情谊和也许不得不为之但普遍存在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让我逐渐懂得了诗意的栖居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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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天，我家搬到临街的新楼的6楼居住。虽说总面积与原来的平房差不多，新家却有四室一厅，格局也更为合理，我也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妈妈听从我的建议，买了好看的蓝底白色花朵的窗帘。楼房隔壁的西城区文化馆日日传来歌声。逢着晴朗的日子，楼房开阔的视野让人心胸舒展；阴天落雨之时，从6楼往下看，雨丝密密匝匝或若有若无地飘洒在楼下的四合院中，也都是那么美。

夜晚，我常常站到阳台上，眺望几条街外成都旅馆顶楼上闪烁的霓虹灯。

成都旅馆是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造型简洁疏阔，它曾被评为成都十大建筑之一。成都旅馆的霓虹灯映衬在紫黑色的天空中，尽管知道它门前车水马龙，熙攘喧闹，我还是有某种寥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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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闹中取静，绿树成荫。来来回回地，我看熟了众多的商铺和那些临街而居的人家。成都著名的餐馆荣乐园，曾把它的分店开在这条街上。1981年，有位比我大13岁的姐姐正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她是学校出名的才女。她喜欢我，对爸妈评价我“很会说话，很会用词”。她皮肤白皙，大眼大嘴，眼睛闪亮，超级时髦。我们家人甚至邻居都说她“长得好像栗原小卷哦，好洋气哦”！她属于我最崇拜的那类文武双全的女性。文能写一手好文章，从当知青时就开始发表小说；数理化成绩也很好，获得过大连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三名；她还能杀鸡剐鳝鱼、烧一手好菜……

这个姐姐大概很有魅力，频频更换恋爱对象。她每谈一个男朋友，都会在我面前详细地吹捧或挤对他们，全然忘了我才是个小娃儿。而12岁的我一心想要和她平等对话，便架势说：“真的啊，是不是哦，太可以了（不喜欢就是‘太那个了嘛’）！”我永远只有这几句话。奇怪的是，她听来倒像很受用，更喜欢对我讲她的恋爱轶事了。几十年后，我都工作了，才听闻这个姐姐特别心高气傲，看不起人，她在学校没啥真心朋友，心事甚至都只有来和我这个小孩分享。

有一次，她的某位男朋友请她在我家对面的荣乐园吃饭，她非要带上我。她的男朋友从头至尾没看我一眼，全程凝视着穿戴时髦的姐姐。30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形我也基本都忘记了，我只记得姐姐那身耀眼的白色马海毛长外套和好吃极了的京酱肉丝。

我家隔壁的文化馆在相当长时间内也是活跃得很。文化馆是家川西风格的四合院，里面有音乐小组、美术小组、书法小组、图书馆，还有个小型剧场。文化馆是我的乐园，我隔三岔五和同学去图书阅览室看书做作业。我们年纪不大，傲气不小，最爱嘲笑从音乐室传出来的干燥高亢的歌声。

在文化馆里，能看到不少留长发的男青年和打扮怪异的女青年。他们身材一水儿瘦削修长，几乎没有胖子。他们通常是从美术室、音乐室或剧场出来，男的高视阔步，女的爱撩头发，他们都很有艺术气质。我和同学艳羡地看着他们来来去去，明明觉得他们特别潇洒和文艺，却嫉妒地议论他们长得其实不咋样，主要是穿得很操（成都方言，意思是很时髦），并猜测着他们互相之间是不是在耍朋友。不过，进出文化馆的人还是以老年男人最多（其实大多是中年，小孩子看大人总觉得他们很老）。他们穿戴随意，手提黑色人造革包或尼龙袋子，里面装着毛笔、废报纸，推辆破旧的自行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小街上有一家校风很差的中学，我妈妈把这类中学叫“戴帽中学”，意思是没有办学条件的中学，学生太多，中学不够，就把原来的一些小学改为中学。我的某位邻居阿姨是这里的副校长，我的一个发小也在此读书。

这家中学的男娃子最热衷的事就是打群架。我的发小，他短促的一生中最铁的朋友都是在此交上的。他是个长得好看洋气的男孩。小时候，他父母的工作都很忙，就把他交给保姆照看。某次感冒之后，没有及时医治，他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随着年龄增长，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最终发展成为哮喘、肺心病。发病严重时，他只能整夜坐靠在**，根本无法平躺。我们院的小娃儿都晓得他是齁包儿（四川方言，意思是哮喘病人）。

他家条件不错，爸爸妈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哥哥比他大很多，还有个妹妹。他妈妈对他怀有歉疚，不免格外关爱他。搁在当下，他很容易变成自恋自怜的“妈宝”。可是，我的发小，他高大英武，纯善质朴，仗义耿直。也许，正是他就读的戴帽中学的放任自流，才让他原本旷达的性情保持得非常完整。

前年年底，他突发脑出血走了，走时47岁。我路过那家已消失的中学时，总是刻骨地想念他。哥哥带着几个男娃子偷我们家的冰糖，他把属于他的那份给了眼巴巴站在一边的我。那时他8岁，我7岁。他从墙上跳下来，吓唬我们院子里喜欢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女娃子；他到家里来给哥哥一把火药枪，预备着第二天一起去打群架；我读大学时，他和哥哥在寒暑假到火车站接送我，他眼神羞涩；爸爸妈妈有啥事，他总是第一个赶到；他痛不欲生地离婚，迎来新爱人时欣喜无限；他游走在阿坝的寺院，执着地寻觅精神归宿；不管何时致电他，总能传来不同于常人的粗重的呼吸声，最温暖的声音；寒冷的夜里，他旧疾突然发作，哥哥背着1米8高、190斤重的他去医院抢救，他似乎就要休克过去，哥哥焦急得发狂，急症缓解过来后，他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每个人的生命都由无数的瞬间拼接镌刻而成，那些在你生命中留下过深刻痕迹的人一旦消失，你也就失去了部分的生命……5

我们的小街上有街道工厂、理发店、缝纫铺、兔毛店、蜂窝煤厂……小杂院和门板户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