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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预悬离别心（第1页）

第三辑预悬离别心

扶贫锻炼

1991年11月底，四川省文联和作协选派的5名扶贫工作组人员，由两个单位的数位领导带队，浩浩****，分乘4辆小轿车，直赴扶贫县。18小时的车程，路越走越艰险，车窗外面当地人的装束越来越明显，大家的谈笑风生也渐趋干枯，贫困县到了。

D县果然急需扶贫，破旧，晦暗。全县只有两条主街，每条大概两三百米长。

我被分配在县广播电视局工作，宿舍在一条背街上，是广电局的一栋老宿舍楼，我们单位前几届扶贫下派的同事也是住这里。我的宿舍在5楼，一室一厅的套房，有单独的厨房，厕所则是旱厕。来D县的路上，我已经自觉把对各种物资的要求降低了好几档，因而对这套住宅相当满意。单位领导和当地领导逐一视察了我们的新单位和住所，对我们嘘寒问暖，非常关心。

单位领导在此待了两天。两天中，领导和我们接受了不少宴请，当地人特别热情，我们还游览了附近的大好河山。当然，那些风景点也显露出一派贫困之相。两天后，在领导和单位小车司机怜惜的目光中，我们从宴会厅移师县政府食堂，扶贫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政府食堂做饭是天然气和柴火灶并用，地面也还是泥土地面，饭菜免不了有点食堂普遍存在的品种单调问题，但柴火炒出来的菜，味道却相当巴适。

广电局只有十几个人，中青年各占一半，大家集中在两间大办公室工作。局长告诉我，我没啥具体事务，主要任务是多给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做些指导。

办公室的同事们对我很尊敬，一个劲儿地说让我受苦了受苦了，仿佛他们正在迫害我，弄得我很是尴尬。

工作的第一天，中午吃饭时，另外4个伙伴来了。他们不像我是刚工作的大学生，他们都已经工作多年，其中的领队已经40多岁了，他在扶贫县挂职副县长。伙伴们被分在文化局下属的各个单位，头一天的工作局面与我的大致相同。

下午，有个好学的记者让我给他修改一篇通讯稿。可是，他的农业通讯通篇都是县长的讲话。我不是县长，无法高屋建瓴地把握农业问题，只好作罢。下午的另一项工作是纠正某位播音员几个字的发音。

晚饭过后，我和伙伴们逛遍了该县的大小店铺，看了场两年前看过的“独家首映新电影”，回到宿舍，才9点钟。正坐在写字台前发呆，隔壁同事张荷花来敲门，要借我的煤气灶使使。我在此地的水、电、气都是免费使用的。我灵机一动，嘱咐张荷花去配一把我房门的钥匙，水和天然气随时供她使用。这也算是一种扶贫吧，张荷花的家人都在农村，很不富裕。

第一天的扶贫工作就是这样。它很有代表性，以后的日子也是大同小异。

县城所在的山区特别冷，我成天穿件军大衣在街上晃来晃去。军大衣是我同学拍完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之后，顺便送我的。这个年代居然还有年轻姑娘穿军大衣御寒，而且是从大城市来的，广电局的同事们都在笑话我，走在路上，回头率也颇高。终于，我成了县城出名的“那个穿军大衣的成都人”。

有天，广电局开大会，局长让我对广播工作提点建议。我颇有气魄地提出：“目前广播节目中，各个栏目还都缺乏艺术性，以及开办直播节目的迫切性与可取性……”局长当即白了我一眼，我自是不解。晚上，我的重点扶贫对象张荷花来我宿舍烧开水时劝慰我说：“咋个（四川方言，意思是怎么、怎么样）艺术，咋个直播嘛，记者都是些农民，播音员讲的都是当地普通话。小刘，你也太不现实了。”

从此，局长不再叫我参加业务会，我的处境尴尬。多亏县长亲自点名，让我给县剧团写一出反映改革新面貌的川戏。于是，我不用在办公室看报纸，不用坐班，可以经常跟着张荷花下乡去体验生活。除了上厕所得智勇双全、披荆斩棘外，乡村简直太好玩了，我常常忘了是来扶贫的。

半年之后，剧本完成了。县长看完剧本，夸我写得不错，对农民有感情，对改革有体会，说等到剧团有了经费的那一天（大家都知道永远不可能），立刻投排。

下乡

我爱看农村电影，各个时期的都喜欢看：《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苦菜花》《喜盈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知青小说也很喜欢，看过的知情小说和寻根文学作品就更多了，它们几乎伴随着我整个的成长过程，是我单调贫乏的学生时期重要的精神补给。农村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生活气息浓厚，与我在各方面都距离遥远，我像是在看某类传奇。我从小体力差，特别不能吃苦。不能吃苦，哪里经受得住大风大浪考验？于是，我把吃苦神圣化了，最佩服那些能吃苦的人。

六月的一天，县卫生防疫站要下乡（县里各部门人员本来三天两头下乡），去宣传国家关于婴幼儿服食预防小儿麻痹症糖丸的有关规定。防疫站要求广播电视局支援一名播音员，沿途播讲国家下发的相关文件。广电局的三个播音员都有工作走不开，局长便说服我跟着防疫站下乡。我不是专业播音员，但我毕业于戏剧学院，局长便认为我比局里业余的播音员更有水平，平时轻易都不请我出山。

我爽快地答应了。之前，我和千里迢迢从成都来探望我的好友芳芳联手做过一期有线广播的直播节目。面对直播机器，我很放松，表现出少见的机灵。我和芳芳赞美山区风光秀美、人民善良、出产丰富。我俩配合默契，连稿子都不用，各种见解倾泻而出，顺溜得都有点油嘴滑舌了。我俩的声音响彻在熙熙攘攘的县城大街上，无数熟人和同事都有听到。那天正是一个星期天，正和妻子去买菜的县长也听到了我们的直播。第二天，县长特意到广电局来表扬了我一番，我自然很有成就感。

卫生防疫站破旧的小型面包车在各个乡镇穿行，巡回做着宣传。面包车的车头上捆绑着一只大喇叭，一种老式的扩音器，声音倒是能传出去很远。防疫站交给我的任务让我很有点发怵。尽管读大学时，我也被迫在舞台上演出过自己写的戏剧小品，但防疫站宣传稿的戏剧化程度，让我这个学戏剧的人都犯难。首句即是“乡亲们哪……”，我没见过这架势的宣传方式。面包车行驶在绿色的田野和穷困的集镇间，时间过去了不少，我就是张不开口。

防疫站的老王坐在我身边，心情沉重地告诉我，县里各村镇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是婴幼儿吃了政府免费发放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糖丸非死即残，这糖丸不能吃，只能给婴幼儿吃南瓜和腊肉，搁得越久的老南瓜和老腊肉越好。事实上，霉变的南瓜和腊肉不仅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还都含有致癌物质。此地非常偏僻，农民们普遍读不起书，谣言极易发散和传播。老乡们一传十，十传百，那段时间，好多人竟然都不敢让婴幼儿吃糖丸了。防疫站的同志们十分焦急，孩子们如果都得了小儿麻痹症，国家和农民家庭的损失该有多大。

老王的话激起了我的义愤，我决定豁出去了。硬着头皮，扯开嗓子，一句“乡亲们哪，科学育儿是关键”脱口而出。第一句出去了，后面的宣读就滚滚而来，高音喇叭里，我的声音在各村镇回响。宣传车周围总是站满老乡，他们拥挤推搡，有些人恨不得趴到车窗上面往里瞧。当明星的滋味原来这么不好受，大家跟看猴似的。防疫站的几个医生趁着人多，赶紧给老乡们讲解医学知识，展示图谱，发放国家的通知。医生们的亲自讲解还真管用，老乡们从狐疑、猜测到慢慢相信了他们的劝告。

“县里的干部，真格的。”

“给我几颗吧……”

“我也要几颗。”

…………

群众的醒悟激励了我，我马上把宣传册子大声朗读起来，好些群众激动地要扒开车门寻找声源。我正读得情绪高昂，简直停不下来。老王制止了我，他说不用再读下去，现在需要帮他们从车后扛药箱发放糖丸了。

我跳下车，呵，无边无际的人群。背包撑伞的，抱儿携女的……个个盯着我看。原来这天是赶场天，乡亲们全当来看场活报剧了。我哪里见过这阵势，简直无处可逃，只能硬着头皮掀开挤撞的群众，凑到老王身边帮忙。

“她就是那个说话的。”

“声音就是她的嗦？年轻女娃子，穿得操哦。”

“她的话信得不哦？”

“啥子她的话哦，国家的话。”

…………

终于圆满地结束了一天的宣传工作，回到了单位。防疫站带队的同志对我们局长不停地表扬我，局长很高兴。我累瘫了，晚上早早地上了床。躺在**各自总结，今天美中不足的是中午在老乡家吃饭时，桌下来回穿梭的老黄狗吓得我连饭都没吃饱，提前跑到面包车上躲起来。还有就是，37摄氏度高温之下，面包车里发出异味，口干舌燥之际，带队的同志犹豫再三，到底也没舍得用公款给大家买冰糕吃（都自带水壶），我也不好意思自个儿买来吃……不过，瑕不掩瑜，我对今天的下乡活动评价很高。

冯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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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祥总是西装革履，偏分头锃亮。他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美中不足的是个子不高，大概和我差不多。他21岁，从事着县城最时髦的职业——播音员。

广播局局长把我介绍给宣传股的同事们，我和冯国祥也就成了同事。说是同事，起初，我们有近一个月没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