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看见冯国祥是怎么从窗口翻进车里的。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倒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也讲不出话来,大概脸色很难看。冯国祥接过我的背包,抓紧我胳膊,我们俩排山倒海般往前挤,终于找到我的座位,他不由分说地把我往座位上一推,塞给我一瓶水,说:“刘姐,快喝水。”我赶紧喝水,他又往我额头上抹万金油。末了,他撕开一袋话梅,倒出两颗,让我赶紧含着。
车在发动,轰隆隆地响。我着急起来,示意他快下车。他说:“没得事。
昨晚睡觉前还想起要送你的,我奶奶把东西都准备好了。起来晚了,我奶奶买菜回来看我还在睡,喊我起来,狂骂我。”我好受多了,催促他快下车,他笑道:“还是我奶奶厉害,看得准,她说这么热的天,刘姐不要中暑了哈,把万金油带着。”
汽车颠簸着启动,开出了长途站。通道里堵着没有座位的人,箩筐、背篼四处横摆。我焦急地说:“国祥你咋走呢?”冯国祥根本不着急,他对我身边的乘客说:“师兄,麻烦让一下。”那个矮小的男人欠了欠身,冯国祥站到小个子背后的椅子上,两腿伸出窗外,回头对我说:“慢走哈,刘姐,各人小心点。”
他跳下了车。他动作老练,顺着车前行的方向打了几个趔趄,完全没有跌倒。他对我挥挥手,人影在窗外一晃而过。
我低头看了看冯国祥放在我脚下的网兜,发糕、橘子罐头、麻糖、罐头瓶子装的醪糟、汽水……是他奶奶准备的。他奶奶曾经说过:“到成都要坐18个小时的汽车啊,我才不去耍,随便咋个都不去。”
川东真热,白花花的太阳,反射得山边的岩石火红透亮,眼睛花得简直看不清东西。车厢里人声鼎沸,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凌晨,我顺利到达成都。
7
几年后,冯国祥到成都给他在电子科技大学读书的二弟送东西,顺带来看看我。他依旧是西装革履,偏分头锃亮。即便在成都的人群中,他看上去也很英俊。然而,他的眼神,却大大地变了。
他告诉我,桑洁结婚了,丈夫是转业军人,家里在县上很有背景。郑明康被调到地区电视台去了。局里又招了几个播音员,都是“小孩”。他对工作越来越没兴趣,也不想天天面对桑洁。既然两个弟弟都已经长大成人(大弟弟都结婚了),他打算辞职。说到这里,他的眼神变得有点空洞。那样的空,真可怕,他好像在一瞬间成了老人。
“你奶奶呢,她同意你辞职吗?”我问。
“她死了,去年年底,还在做豆瓣酱,板凳一歪,人倒在地上,一下子就死了。”
我明白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冯国祥,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倒是很偶然地听下派的伙伴说,桑洁有了孩子,丈夫很能干。我的伙伴也是从文化局某人的熟人那里听来的,桑洁的丈夫和那人是亲戚。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桑洁的模样,但我记得她刚和冯国祥相恋时,她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么甜蜜和温柔,眼眸发亮。我承认,桑洁的神情曾给刚失恋不久的我以很大的刺激。我暗自感慨:深爱着一个人,真好啊!
张荷花
1
刚到D县的那天晚上,有人敲门。我站在门口,谨慎地问:“谁呀?”门外传来浓郁的当地口音。“是我,隔壁的,张荷花。”
我忙拉开门,四十多岁的张荷花笑吟吟地站在门口,提着一只水壶。“你是刚从成都来的吧!你贵姓?吃过饭没?喝水吗?”
我点点头:“吃过了。张孃,进来坐嘛。”
张荷花点点头,进门,将水壶放到煤气灶上,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说:“我烧点水!你放心,你们的水、电、气都是不要钱的——哎,你这么年轻,就跑到这里来吃苦,你多大?”
“快23了。”
“年轻,年轻,22岁,大学毕业,多好!今天局长到办公室宣布了,说是今年新下派的大学生到了,我就知道我又要来新邻居了。”张荷花低头看着水壶底,壶底噼里啪啦地响,沾满了油渍,像是要燃烧起来了。
“我还没去报到啊。”
“贵客要到嘛,当然要先给我们打招呼啰。”张荷花笑着,抓起我刚买的水果刀,使劲刮水壶的边缘,“你妈舍不得你来我们这里吧?”
我靠着门框,问道:“还可以。张孃,局里有多少人?”
水开了,顶得壶盖啪啪响,张荷花提起水壶往外走。
张荷花神秘地说:“不是我,你千万不要开门。我们这儿,乱得很。前几天,背街这儿,还打死过人。”她替我关上门。
我吓得一哆嗦。
张荷花在隔壁敲门,骂了两声“谁”,哐当,门撞上了。
我想起临行前,有个同事叮嘱我,提防点当地人,他们都很诡秘。我的同事只比我大两岁,先我一年到D县。兴许是吃够了亏,她对D县的印象坏得很。
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外面风声鹤唳,我心跳加速。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D县只有两条正街。
2
局长把我介绍给了广电局的同志们:“她是新来的大学生,去年从上海的演戏学校毕业。书记和县长把她安排到我们局,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她的到来,必将提高我们局的各项工作效率。现在,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窘迫地站在六七个人的办公室中央,张荷花缩在正对着我的那张藤椅里,低垂着头。
局长让宣传股股长老陈对我多加关照,然后他便离开了。老陈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我的办公桌很破旧,椅子的坐凳有点裂口,坐上去,有点夹屁股。
“条件简陋!”老陈歉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