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没事!”我左挪右挪屁股,更加歉疚地说。
办公室鸦雀无声,人人都在“认真”地看报纸,我也只好抓起一张报纸“认真”地看。
“张荷花,给小刘倒杯水。”老陈似乎忍受不了持续的“认真”氛围。
张荷花站起来,不满地看了看老陈,她欲言又止,还是倒了杯开水,放到我的桌上。
“谢谢啊,不用客气,我自己来就行。”我忙说。
张荷花瞧也不瞧我,转身就走。
办公室重又陷入凝滞的读报状态。我瞄了一眼同事们,三个年轻人,还有三个中年人,外加老陈和我。
终于有人离开了,是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老陈喝道:“干什么?”年轻的“西装”说:“上茅房。”
接着,一个跟一个,大家陆续上茅房。最后,老陈告诉我,他要出去跑通讯。我特别内疚,因为老陈把我当成了他的领导,完全是汇报的口吻。我只好点点头,仿佛我真的是个领导。这下子,办公室只剩下一个中年人了,我倒也长吁了一口气。
中年人健壮厚实,端起茶缸走到我面前,诚恳地说:“小刘,我姓高,叫高光明,你要多多指教哦。我文化不高,起步低,在地区和重庆的报纸上发表过通讯,是特约通讯员。比不过你哟,上海的演戏学校毕业。到我们这里来,艰苦吧?这里有篇稿子,你能不能帮我改一下,我准备参加地区的特约通讯员比赛。”
张荷花警觉地扫视高光明的背影,将一叠报纸扔到我桌上:“今天刚到的。”
高光明出去了。张荷花问我:“他给你说啥子?”
“没得啥子,介绍介绍自己。”
“你要小心,他特别虚荣,一心想要往上爬。瓜兮兮的,成天想参加比赛。”张荷花趴在我办公桌上,她鼻梁右侧有颗褐色的痣,太大了,破坏了她开朗明丽的眉眼。
我点点头,尽管我不明白要小心什么。
张荷花不屑地说:“看到了吧,就是这些人,特别那个,我都不想搭理他们。我们局长、股长,风度,一点儿没有。说的什么话?你明明是来扶贫的,说得你好像是来享福的了。享福还不在成都,还要跑到这儿来?”
说话间,一个少妇进了屋。张荷花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报纸看完,夹好哈。”说罢,她走出去了。
少妇提起自己的书包,嗓音清脆利落,像撒落玉盘的一串珍珠。“小刘,我叫黄红兰,认识你很高兴。改天到我屋头去耍哈。D县比成都冷,你穿得单薄,请注意保暖。”
我感激地点点头,黄红兰笑容可掬地离开了。
张荷花重又出现了,她指着门口,仿佛那里站着人。“她特别得意,她男人在区上工作,婆婆原来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局长。她自己家穷得很,攀了高枝,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们家的人见人都这样的,”张荷花模仿着黄红兰家人的傲慢,“这是她婆婆——这是她男人——这是她——”
张荷花的表演惟妙惟肖,我笑弯了腰。
“现在你来了,她看你风度好,想巴结你。”
“没有,没有,她就给我打了个招呼。”我忙解释。
张荷花以权威的架势评价道:“招呼?她平时给谁招呼?!我还不了解她!”
我看了看表,离下班还早,办公室的人早消失了。
张荷花指着桌上有一只玻璃花瓶的那个座位,讪笑说:“这个女子,你看清楚没得?大脸盘,才19(岁),觉得自己是个天仙,高考落榜,恨天恨地,恨一切人。平时在办公室,半天不放一个屁。家里是中医院的,她爸是个医生,她非要吹她爸是名医。我就说,D县都有名医嗦?笑死人!”
“叫什么?”我问。
“桑洁。”
“这个小伙子叫冯国祥,街上的混混,招来播音的,才21(岁),起码谈过5个女朋友了。他爸跟剧团的操妹儿跑了,妈又改嫁,他跟着奶奶过,哪有不学坏的!”张荷花手一抬,指的是靠门边的一个位置。那儿的写字台上空无一物,像长期没有人使用过。
张荷花敲敲她身边的一张写字台,突然严肃起来,思考片刻,她说:“他叫郑明康,也是21(岁),和冯国祥一起招进来的播音员。他自吹声音像赵忠祥,他赶得上人家一丁点不?年纪轻轻,城府很深。他姐姐是县花,达县地区(现为达州市达川区)那些领导的儿子追她,都追到D县来了,她哪里看得上,早晚要嫁到成都去。”
我温习了一遍各个座位上都是哪些同事,张荷花又回来了。
“是我男人,他晚上不回家,他嫌家头冷。唉,我说‘我和二娃子能忍,你就不能忍?’”张荷花气恼地搓搓手,叹道:“D县这个鬼天气!小刘,有你受的哦。”
工作组的两个同伴来找我,张荷花慌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垂着头,认真地看起报纸来。
我们出门后,同伴对我笑道:“刚才那个女的很老实,看见我,就像吓破了胆子一样。”
我笑道:“她是我的邻居,正在给我介绍办公室的情况。”
另一个同伴说:“我那个局里的人邀请我晚上去局长家打麻将。”
我羡慕地说:“他们怎么和你打成一片的?我们这儿没人搭理我。”
同伴玩笑着说:“谁让你长那么高的!”
我说:“唉,局长介绍我是上海的演戏学校毕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