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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犹自炫微光（第3页）

我从来没有如现在这般踌躇去写冯大庆。我不想延用1999年描述她的笔墨。

我越是渴望深入了解她，越是容易带着固有的评价去看待她。这样也许容易，却难以揭示她最真实的变化。大庆给人表面的印象太过强烈，她从来都是人群中触目的那个，漂亮、热情、聪慧、善解人意、顾全大局……我不再满足于这样去写一个经历丰富的艺术家。我知道她们那代女性——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少有一路光鲜的轨迹，只是，有些人善于遗忘，有些人热衷掩饰罢了。

1949年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有比“50后”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冯大庆，她以女性艺术家的眼光观测人性的浮动，她看到了什么？她企图表达什么？她是更乐观稳健还是更悲观疑虑？她的作品前期和后期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她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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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岁在成都认识大庆时，28岁的她结束了知识青年插队的农民生活、护士学校的学习、短暂的公务员岁月，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最值得骄傲的毕业生之一。她漂亮、清纯、活泼的姿态看不出一点岁月的痕迹。在成都那座温润、潮湿、富庶、慵懒的城市，她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她写《轻轻一阵风》《白围墙》《太阳升起的时候》一类感时伤怀的剧本，写散文，写剧评，写电视剧；组织中学生戏剧节，戏曲调演；放风筝，打乒乓球、篮球，跳交谊舞；朋友众多也助人为乐……她欢欣跳脱，生气勃勃。只有在作品中，命运的瑕疵被放大，尽管她从不对生活撒娇，那些纯情、清甜、伤感的作品却流露出高悬易碎的精神特质。那是高级知识分子人家女儿的骄傲，生活在生活之外，天真地以为世界属于自己。

大庆33岁那年，从四川省文化厅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我也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工作。我们开始了较为密集的通信。在信中，我们畅谈艺术、书籍、城市变迁以及各自的心境。信中的她无论欢乐还是痛苦，字句一律**四射，情绪就像她的字体一样，遒劲爽朗。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如果变化仅仅是容颜的突然憔悴、两地奔波的疲惫（幼小的女儿在成都）、婚姻磨合的艰难，她在信中的沮丧和失望不至于如此锐利。“这里没有艺术，只有借艺术名义的伎俩。”她告诉我。信中的直率坦白与她在公众场合总是顾及他人感受、克制自己言行的形象很是不符。

那个时期，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学编辑的她写作剧评，写作后来获得国家奖的电视剧剧本，编辑戏剧杂志。我还处于仰望她的阶段，偶尔在成都和北京见面，她总是漂亮与疲乏兼备，行色匆匆。她的片约稿约乃至朋友间的约会多到排不过来。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看到她，我经常有点恍惚，为何她在哪里都显得游刃有余，我却老是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忧郁压抑？

不管境遇如何，她为人的真诚从未变过。我们的忘年友谊（她说我是她的小朋友）给我带来的鼓励是巨大的。当然，我还不太会识人，不清楚哪个她最接近于真实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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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生长在成都，祖籍陕西省米脂县。中国人都知道“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她的五官柔媚，口、眼、鼻上翘的幅度俏皮，是中国人划分的“洋气”那一类长相，不过，她的漂亮大概真跟米脂有关，不妖艳，透着陕西人的憨厚质朴。她严肃的模样不好看，因为她的美悲天悯人、温恬、暖茸茸的，就像那样的美不光是用于观望，也可以就手使用。拂尘、暖水袋、手杖或是雨伞……都是一些平俗的东西，正是平俗，倒还没有人离得了。我常觉得，她的命运会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美人，她对于自己的美心中有数，却不雕琢、不利用，听之任之，满不在乎。这样的美人定会有劳累的人生，有时甚至比普通人更甚。她不大自恋，即便从她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初始阶段，她的作品尽管幼稚，但也清朗，从不哼哼唧唧。

有许多知识女性会在丰富细腻的内心生活和令人不快的现实对撞中变得尖刻，大庆不会如此。不是说她没有苦闷，这主要还是得益于成都人依恋日常生活的本性。她把家里布置得舒适、安逸、雅致，花儿旺、狗儿跑、孩子跳，朋友们在此流连忘返。有人说到谁谁大学者，家徒四壁，只有书，谁谁大作家，家里脏乱不堪，她都替别人遗憾，觉得他们没有学以致用。她颇会安排生活，绝少凌乱颓废的气质。我私下想，也许她在北京时常是孤独的，她喜欢精神交流，人际温暖，又希望它是有质量的那种，这近乎田园诗的理想在巨无霸似的北京简直像一个笑话。北京的天空下，没有白吃的筵席。**裸的人际关系，有热闹有花头，填补得了虚空，底色也许还是粗俗的，常常是连高级的刺激都谈不上，不如在家种花养草、喝茶读书来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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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8岁的大庆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出访美国。她在美国观看了大量世界一流的话剧和音乐剧，参观了许多博物馆、艺术馆，拜访了各界精英人士。美国人文艺术的丰富、辉煌，几乎击垮了她小布尔乔亚的内心。作为一个中国的剧作家，她找不到中国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都曾经有过热烈的人文理想。90年代中期以后，艺术渐渐成为逐利的手段，踉踉跄跄地尾随着轰然巨变的时代，找不到独立存在的意义。传统价值观已被摈弃，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新的价值观确立起来。个人在高空秋千上飘**，内心纷乱。

1996年，我婚后移居北京，调入中央戏剧学院工作，成为大庆真正意义上的同行。我还没有孩子，成天赖在她们剧院和她家，似乎在渐渐接近真实的大庆。

在东单的青艺文学部，在北京的各个剧场，在红领巾桥附近的家，做编辑之余，大庆辛劳地写稿、看戏、出席艺术活动、做家务……她身边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形的场，她是场的中心。各种上进的机会也对她频摇橄榄枝。生活似乎空前充实开敞，她却很有些迷茫，找不到自我。偶尔，我会在她责备女儿、埋怨丈夫的瞬间看出她的焦躁。

不惑之年的大惑，至少说明她其实相当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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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甚了解她时，我很担心她沉溺在唯美中，主动规避生活中真实、隐秘的部分，通常也是丑陋甚至不堪入目的那部分。对于艺术家来说，这部分生活迫使你真正去做些思考。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庆面对社会人心特别敏感脆弱。有时恰恰是那份脆弱，让她保持敏感。进入21世纪，人性吊诡堕落的速度惊人，除非你闭上眼睛，生活几乎每天在你身边上演大戏。大庆内心的跌宕和挣扎何其剧烈。

出乎周围大多数人的意料，她不是与时俱进的人。相反，她产生了那样深的不安全感、疏离感、无力感，似乎只有旧日时光，才能让她安稳踏实，让她怀恋。她放弃了很多唾手可得的好处，想要抵达更为本质纯粹的生活。可是，纯粹必然要包含某种程度的虚无，她的神经又太过结实。矛盾因此而起。我亲见太多她在幕后的黯淡时刻：隐忍的委屈，极度的失望，强撑的平衡，艰苦的包容，痛心疾首的妥协……

笑容依旧恬美，皱纹爬进了内心，她的笔开始有了力道。

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话剧团版本《盲流感》）、《肖邦》《惊蛰》《赵一曼》，以及大型诗歌朗诵《聆听·青春》《聆听·爱》……她的作品越来越大气、厚重、诗意、深沉。她天生的布局能力和偏好的叙事方式似乎最适应剧本创作。

这是极大的幸运，虽然它受制于天时地利，来得晚了一些。哪个戏剧学院毕业生，不曾怀抱过舞台剧的梦想？又有几人既有天赋又能坚持到底？我们对于舞台剧的眼光都是挑剔残忍的，结果似乎就是它几乎扼杀了我们的舞台剧创作。大庆其实也一样，她的坚韧在于她咬牙挺住了创作过程中内因外因带来的各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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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的城市》和《肖邦》都算是命题作文，是应邀而作。但恰恰是这两部看似没有自我的剧作，让大庆在话剧写作的成熟阶段迈过了仅仅围绕女性经验来布局的局限性。她必须在重大主题的架构中进行自我探索——超越社会意识形态、回归人物内心的自我。当然，由此而来的精神疲惫也很明显。

2006年8月，《盲流感》在香港首演的那个晚上，已经过了午夜，大庆和我坐在酒店21层的飘窗上聊天。窗外高楼林立，近在咫尺，宛如水泥森林，明亮如白昼，逼仄而压抑。我问大庆是否还沉浸在首演轰动的兴奋中。剧终后，观众掌声雷动，演员们多次返场谢幕。她一袭红衣光彩照人地出现在舞台上。起初观众错把她当作了演员，知道她是编剧后，索要签名的人排起长队……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这也算是职业生涯的**了。大庆平静地说：“我没有丝毫兴奋，只是觉得一件事情总算结束了。”

我明白大庆内心深处的沧桑，“却道天凉好个秋”适于表达她此时的心境。《失明的城市》孕育过程一波三折，淘空了她最初单纯的创作**。但这却是一部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的作品，她借此看清自己。

如果说艺术都是双重指涉的创造，艺术家和她的成功作品之间必然有着神秘难解的精神契合。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小说《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让大庆调动起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预言人类的灾难，警示人类的愚顽盲从，高屋建瓴地开辟救赎之路……并不仅仅是这部作品让她沉重，40岁过后，她对生命的领悟更加复杂难言。只有像我这样和她相伴、厮混了几十年的朋友，才明白这部起初她并不喜欢的剧作与她内心的吻合。恰逢其时，这样的创作，既不能出现在她生命的前期，也不能来得更晚。此时，她正有力量去承受生命之重。她的剧作最大程度地贴近了萨拉马戈小说的精神要旨。

和在香港一样，《失明的城市》经由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搬上内地舞台后，好评如潮，反响巨大，很快就有多家剧院和艺术院校移植搬演了大庆的剧本。当初在香港，萨拉马戈先生听闻演出效果后，本想亲临现场观看，无奈机票已经售罄。不多久，传来先生离世的消息。

毕竟是写音乐家，《肖邦》当然是抒情的，大庆也擅长抒情。但其实这是出悲剧。大庆把天才与他命运艰难博弈的故事描写得很有张力。肖邦得到音乐的盛名，失去亲人，失去庇护他的老师，失去爱情，失去健康，最终失去自己。大庆根据部分史料，想象和杜撰了比真事更为悲怆的故事。肖邦的启蒙老师规划了肖邦的成名之路。他亲手把肖邦推离自己，推向辉煌。老师的梦想看似通过天才学生而得以实现，但他留给自己的，却是凄清孤独，注定被历史遗忘。这是栖身艺术的代价，真实人生的况味？

世俗的人往往以短浅功利的计算揣测艺术和艺术家。艺术在懂得它的人那里，却自有无可替代的精神慰藉和回报。在对所谓失败人生的展示中，大庆敏锐地抓住了人的尊严和神圣。牺牲在所不辞，献祭艺术，只为托举天才。肖邦的老师的凄惨命运，恰恰是整出戏最动人的地方。大庆的变化让我吃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除去在戏剧形式上的不懈摸索，她所投射和关注的戏剧对象有意味多了。

也有永恒不变的。对大庆这个人，对她的艺术观念来说，缺少了爱与美的牵绊，创作还有什么动力？生活还有什么企盼？！

没有人能置身时间之外。入世也好，出世也罢，时间自有它铁铮铮的公正性。大庆曾因才情出众，过早被抛入主流意识中心。不知为何，我反倒认为她需要漫长的成长。我特别喜欢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活了94岁，88岁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直到去世前还在创作。朴素如邻家老婆婆的莱辛，她最有分量的小说大都出自中年以后。莱辛曾借小说人物之口宣示：艺术和生活是有可能面对枯燥的两种冒险。大庆正处于艺术家心智最为活跃的中年，而舞台是适合她的冒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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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秋天，我还是个18岁的高中生，在去上海读大学之前，我到她成都家中去找她告别。她就要结婚了，扎着马尾卷发。我随口说：“大庆姐姐，你烫头发了？”她的脸突然变得通红，她喃喃地说：“怎么样，有点傻吧……”我当时想，这个漂亮得炫目的姐姐，怎么会如此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