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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 风诗教泽长（第1页）

第六辑风诗教泽长

我在春天回到成都

1

我已经有15年没有看到过成都春天的模样了。2011年4月，当我匆忙赶回成都，我想，的确如此，只有在爸爸妈妈身体有恙的境况下，我才会在春天返回故乡。我没心思感受成都的春天，没心思感伤。伤感属于1996年5月，那时，我依依惜别成都和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年轻，伤感如此浓重，我至今记得双流机场那遍地的野花和朋友们不舍的眼神。真正的悲伤不会发声。悲伤让你浑身不适，却难以言表。

没有通知任何成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家人航班到达的具体时间，家人们似乎也顾不上追问我航班的信息、要不要回家吃晚饭啥的。16年来，这种忽略算是唯一的一次。

如果妈妈在电话里说：“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准是坏事，好事她就直接说出原委，坏事她习惯用这个句式。那天，在赶写电视剧剧本的间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完一些琐碎的事情后，妈妈告诉我她得了乳腺癌，已经基本确诊。某天睡觉时，她摸到左乳有硬块，然后到华西医院去看病。医生非常有经验，做了穿刺检查，果然是乳腺癌。我并没有像上次听到她动甲状腺手术那般慌乱，很平静地说：“是吗，这个癌不要紧，治愈率很高的。”妈妈说就是，用不着太担心，她尽快手术就是了……放下电话，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从去年开始，妈妈接二连三生大病，它是否也预示着我的人生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父母老了，不再只是我的倚靠，我需要负担起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噩运降临时，或许能侥幸躲过的心理不再管用。

灰黄色的阴天。出租车司机很有经验，在拥堵的车流中东穿西穿，从成都双流机场到家，居然还不到一小时。我跨进家门，他们都蛮惊讶我如此神速就回来了。爸爸、妈妈、节雨（我哥，尽管他一直很有哥哥的派头——喜欢教训我，我就是不肯称呼只比我大19个月的节雨为“哥哥”）和十孃，他们看上去状态都不错。妈妈瘦了一点，穿着天蓝色毛衣的她是一位漂亮的老太太。每次和她一起出去，人家都对我说：“你妈妈真漂亮！年轻时一定是大美人吧……”

妈妈从来不觉得自己长得美，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对自己不精心的女性了。年轻时，她中等个头，浓眉方脸，大眼睛水汪汪的，粗胳膊粗腿，精力旺盛。她大大咧咧，走路风快，一直骑着男式二八自行车。她是一家医学进修学院的老师。

不少人给我讲起过，他们是如何得益于妈妈的诊断、看护和照顾的，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妈妈一直像是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的保健医生，我们家随时都有来找妈妈看病的人。妈妈还是个严厉的老师，学生们喜欢她，也很有点怕她。据说，只要学生迟到超过3分钟，她就会关上教室的门，怎么着都不让再进来。她在3楼讲课，我去找她，刚上3楼的楼梯，就能听见她讲课的声音。下班回家，她扔下提包就奔厨房，很快就能做出饭菜来……这几年，因为糖尿病的缘故，她变得瘦小了，满头白发也不再染黑。她的话越来越少，变成了文静秀气的老太太，浑身是病。她的性情和年轻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妈妈看到我，显得特别高兴，似乎也有些歉疚的样子。爸爸一个劲儿问我，突然回到成都，把女儿安顿好没有。节雨冷笑说：“你们这（样）不等于在说人家周书言她老汉（四川方言，意为爸爸）不靠谱吗？”听罢儿子的话，爸妈微微笑着，都有点羞涩。为了让我休息得好些，爸妈决定当晚住到医院去。爸妈走后，节雨把妈妈在华西医院的检查结果详细告诉了我。

我睡在爸爸妈妈的硬**，盖着妈妈很薄的被褥，4月的夜晚，只是觉得冷，久久无法入睡。什么也没想，就是睡不着，起来翻看妈妈的影集，它们放在写字台的柜子里，一小本一小本，乱七八糟，居然有一大堆。我抽出其中的一本，那是2000年，她60岁生日前后的照片。当时她还有点胖，比现在年轻很多，眼睛很有神。63岁的爸爸就更加年轻了，像是50岁出头的样子。现在，他们俩都非常像老人了。爸爸看起来依然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不止，走路的姿势却很老态。

妈妈的眼神变了，常常显得忧伤。

凌晨3点钟，我听着雨声，晕沉沉地睡过去。

2

妈妈的手术定在下午最后一台。上午，我走进永远人潮涌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股扑鼻的花香袭来，好像是槐花，香中带甜。左右看了看，回廊上的紫藤开得真美。如果不是花下密集而坐的人们满脸的愁绪，真以为是到了某个公园。华西医院，多奇怪的称谓，老成都人都习惯叫它“川医”。走在这所亚洲数一数二的医院，我心里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童年时，我就跟在妈妈后面，熟练地穿梭在川医门诊部的各个科室。我是川医儿科、牙科、皮肤科、耳鼻喉科、内科的常客。中学过后，节雨和我也会领着外地来的亲戚朋友去找妈妈那些川医的同学，让他们给我家亲戚朋友看病。节雨还带过他的老师去找这些医生叔叔孃孃帮忙。我家需要看病的亲戚朋友总是特别多。20世纪80年代，妈妈频繁地带各届学生在川医实习。只要妈妈在川医上班，那就意味着那个学期她特别忙，家里的吃喝洗涮就粗疏得多。临时有急事的话，节雨和我就直接到川医去找妈妈商量。我了解川医的点滴变化，也熟悉妈妈和她同学们疲倦的面容。

年轻时，妈妈和她的大学同学定期会携带孩子一起聚会。她在川医的同学比较多，我们常去各个家属院做客。有时吃完饭，大家就一起逛川医校园。川医校园和多个家属院，我都很熟悉。节雨淘气得不得了，他最爱去川医停尸房附近拣骷髅头骨，提到女孩子面前吓人。如果谁被吓跑了，他就抓着头盖骨跟着她跑，然后把头盖骨朝她甩过去……

1978年，9岁的海燕脑血管破裂那晚，刘孃孃还在川医的耳鼻喉科上夜班。

我跟着妈妈去川医，看到悲痛欲绝的柯叔叔和刘孃孃夫妇，简直不敢相信，女孩中最漂亮最聪明的海燕，已经成了植物人。

1983年，妈妈在川医做胆囊摘除手术。1994年春天，我住进了川医的老住院部，妈妈的同学赵阳冰教授，为我做了乳腺纤维瘤手术。1995年，在我的长篇小说《蚀城》中，我虚拟了一位川医的医生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1998年，节雨在川医做胆囊摘除手术。2001年夏天，我怀孕7个月，因急性胃肠炎，在急诊室输了一整晚的液。怀孕8个月时，我再次来到川医口腔医院，赵阳冰教授的丈夫史中峻教授，为我做了唇部溃疡瘤手术。2008年，妈妈前后两次在川医做白内障手术。2010年，妈妈在川医做甲状腺瘤手术。

3

我走进妈妈的病房，节雨也到了。妈妈说她一点也不紧张，只是后悔去年单位体检时，她恰巧没有检查乳腺。如果发现得再早些，就有可能是原位癌，那就不用做放疗化疗了。我说如果今天手术中发现真是原位癌呢。妈妈摇头：“绝对不可能，穿刺也能发现有转移。”节雨安慰妈妈，他单位那些大姐们都讲，如果患癌，宁愿是乳腺癌，乳腺癌治愈率最高。妈妈纠正节雨的说法，说甲状腺癌才是治愈率最高的，她去年曾被怀疑是甲状腺癌。

我们母子三人的对话，气氛还算轻松。偶尔，我会忍不住瞄一眼妈妈的胸部。今天之后，她就会没有了左**。尽管她已经是个老年妇女，身体的残缺还是让人有种本能的恐怖。

下午4点半，妈妈躺到了移动担架**，被护士推出病房，准备送到手术室去。爸爸的反应有点慢，他也许太紧张了，没有跟上担架床。我赶紧拉住妈妈的手，跟着担架床来到直通手术室的电梯前。我说：“妈，放松点哈。”她在电梯里说：“好。”爸爸已经紧张得说不出话了。

电梯门关上了。数字一层层变化，最终停在了14层。那是手术室所在的楼层。此刻，再是至亲，再是万般放心不下，彼此似乎也隔着万水千山的距离。我觉得浑身虚弱无力。妈妈也会害怕吧，不到半年，两次大手术，她有冠心病和“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平时都靠药物控制住。即便如此，她也只能独自去面对该来的一切。

爸爸让我先回家去吃饭和休息，他可以在医院等待。下午5点多，我走出华西医院，在报亭买了份《成都日报》。当天的《成都日报》文娱版上，大篇幅刊登着晚上7点半电影《情遇成都》将在CCTV电影频道播出的消息。我是这部电影的编剧。昨天，妈妈告诉我，她很遗憾不能在电视上看到该剧的首播了。

我从小体弱多病，且在生活技能上惊人地笨拙，妈妈总要替我做很多琐事，帮助我克服情绪的焦躁和成长过程中无休无止的精神困惑。从怀孕到生孩子的几乎一整年，她刚退休，便来北京全心全意地照顾我。也就是从那两年开始，她年轻时被过度消耗的身体开始急剧地走下坡路。哪怕她身体正不舒服，只要我说需要她帮忙，她还是会不管不顾地到我身边来。

我和爸妈两地生活已经20多年了，无论在哪方面，我对他们都没有过世俗意义上的养育之恩的回报。从小到大，爸爸都希望我是一位作家。可是，我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懒散又任性，没啥作为，却依然被父母理解和关爱。

黄昏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这世界少了谁都运转如常……妈妈在手术室昏睡……我宁愿自己一无所有，只要妈妈的身体和精神仍如从前。她从不在乎自己，一心关爱和怜惜爸爸、节雨和我。

黄昏的大街上，我是如此孤独……4

十孃在她的表堂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我们就叫她十孃。十孃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妹妹，年龄要比妈妈小9岁。十孃是我们家的总后勤，她从早到晚很少有空坐下来，总在忙着为妈妈和我做好吃的。2001年，我坐月子的时候，从自贡来照顾我的十孃，也是这样忙碌。每天，只有在给我送吃送喝进房间时，她才得空和我说说话，看看小婴儿。爸妈和十孃永远嫌我吃得不够多，人还不够胖。节雨则说他从3岁起就让着我，他都是蹭我的吃喝，终于吃成了个胖子。节雨只比我大1岁半，但我从小就感觉他比我大很多。和从前我在成都生活时一个样，节雨的幽默感总是能极大地缓解大家的焦虑情绪。

晚上6点半，我和节雨返回医院，开始漫长的等待。其间，爸爸接到武汉舅妈的电话。舅舅的胃癌已经全面转移，他吃不下任何东西了。爸爸没有告诉舅妈我们正在医院，只是说妈妈有事外出，不在家。晚上，我的短信和电话多了起来，《情遇成都》播放完了，朋友们开始发表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焦急地等待着手术结果，却也能平静地回复朋友们的电话和短信。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正在医院守候母亲，还未看到过完整版本的《情遇成都》。

已经过了晚间9点，手术还未做完。4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有点着急了，妈妈的基础病实在太多，不能完全排除手术中出现意外的情况。我们想到14楼手术室外面去等，但护士说根本上不去，楼梯早就封闭了。很多事都是不能联想的，我也不想自己吓唬自己，便不断说服自己要乐观些，这毕竟是在华西医院，手术医生也是乳腺科首屈一指的专家，应该没啥大事……晚上9点40分，我正在电梯门口接朋友的电话，妈妈被推出来了。我看见几个男护士和助理医生推着担架床往病房走去。巨大的恐惧感突然而至，我不敢凑上前去看妈妈。我紧跟着担架床到了病房，害怕地站在爸爸和节雨的身后，看着裹在棉被里的妈妈。妈妈的眼睛慢慢睁开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她的眼神：她仿佛弃绝了我们所有人，她的眼神比万念俱灰更加空茫，更加遥远。她的视点越过了我们，落在虚空里……

我的眼泪奔涌出来，不是难过，是害怕，是怕被她抛弃的惶恐无措。就像我们小时候，有那么一次，我忘了节雨和我因为何事惹得妈妈生气，无论我们怎样向她认错，她就是那么出神地坐着，既不看我们，也不责骂我们，只是发呆……那个时刻，我觉得妈妈一定是不想要我们兄妹了，我的恐惧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似乎幼小的体格根本承受不起。

那天在病房，我害怕得心一直在狂跳。手术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妈妈有了让我如此陌生的眼神？除了没有了左**，妈妈她失去了什么？节雨将妈妈从担架床抱到病**，我还是不敢上前去。我跑出病房，大口喘着气。看到助理医生出现在护士站，我过去问她手术情况如何。年轻的医生平静地说他们为妈妈大面积扫清了左乳和腋下淋巴。妈妈属于浸润型导管癌，转移了两个淋巴组织，属于癌症中期病灶。由于术前术后妈妈的血压都偏高，手术结束之后，还留观了一会儿。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怪不得时间被拖得那么长。

爸爸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对爸爸说：“还好。”爸爸点了点头。

我回到病房，妈妈突然低声对我说：“咋还没手术？”刹那间，我的恐惧感完全消失了。我上前抚摸着妈妈的额头，伏在她脸前，说：“妈妈，手术已经做完了。医生说做得很好，你的病不严重。”妈妈的舌头仿佛被什么东西给缠绕住了，说话含含混混，嗓音很粗。“做完了？我都不晓得。想睡……”我摸着她的脸，说：“麻药还没过。你的血压很正常。”她点了点头。爸爸问她要不要吃降压药，她说要，还说出了降压药的名字。爸爸赶紧将药拿出来，笨手笨脚地塞进妈妈的嘴里。妈妈说：“压在舌下。不要水。”她简单确切的要求，还真像医生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