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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 风诗教泽长（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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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妈妈对于每个女儿都特别重要。

不只是我，更何况我。

华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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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医科大学是一座庞然大物，我既无力把握它的过往，也无法描述它的日常。我只不过是它的忠实观众而已。我妈妈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这所学校，我多少算是和它有点缘分。另外，我作为曾经的资深病患，打小在其附属医院进进出出，也就对它的医疗情况略知一二。

华西医科大学包含两大部分：学校和4家附属医院。成都市民对学校这部分缺乏了解，只晓得它的一些学科在国内名列前茅，它因此成为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国内一流大学之一。尤其是它的口腔医学，闻名遐迩，传奇故事很多。华西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更为大家所熟知，毕竟，没有在此看过病的成都人，微乎其微。

如果你以理想化的状态去要求中国医生，无疑会挨当头一棒。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代表的医生的精神，早已被一地鸡毛的现实击碎。我妈妈是典型的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医生，善良单纯，认真敬业。可是，人文素养较为匮乏，方式方法稍显简单。当然了，她也很不“社会”。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医生，视野开阔，聪明练达，更能与国际医学接轨。不过，他们的压力更大，面对的**更多，冷漠势利的人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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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在成都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决定在四川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大学。1906年，英国的圣公会和公谊会、美国的浸礼会和美以美会、加拿大的循道会等教会，在成都联合创办了教会大学。由于是由5个教会联合创办，便取名为华西协合大学，成都人习惯称之为“五洋学堂”。

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初设文、理、教育三科。

1913年，美国人毕启出任校长。1914年开设医科，1917年开设牙科，1924年开始招收女学生，率先在西部实现了男女合校。

华西协合大学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公开招标并举办了设计竞赛，英国人弗雷德·荣杜易中标。他来中国后，先去参观了故宫，对中式房屋有了大体上的了解。

然后他一路南下到成都，在四川地区的所见所闻让他很有感慨。在对成都周边环境、民风民俗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之后，他还专门去了日本考察建筑，以期对东方建筑有更多感性认识。从日本回到成都后，荣杜易将四川本地建筑风格与西方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想法越加成熟了。他设计的华西建筑群，中西合璧、错落有致、雍容大度，它们和华西协合大学一起，给当时的成都带来了现代性冲击。

1949年，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已是一所包括文、理、医、牙4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设有26个系和2个专修科、7所附属医院。其中创刊于1946年的《华大牙医学杂志》已发展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口腔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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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老爱回忆她华西老师们昔日的风采，男先生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女先生西装裙掐出腰身，仪容雅洁。男女先生们风度翩翩，精通至少一门外语，能弹奏至少一种乐器……这些先生们生长于民国年间，他们在私塾或新式学堂接受过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后，他们又接受了整套西方大学教育。虽为医科学生，他们的人文教育也很完整。

说实话，妈妈讲述的这一切，与我从小在华西进进出出看到的情景，距离遥远到让人怀疑它是否真实可信。1953年，它更名为四川医学院。不只是名字的更迭，它采取的完全是另一套行政运行机制。1985年，它再次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和四川大学合并，更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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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西的病人，我们几乎都有“背水一战”的看病经历。我们在门庭若市的门诊大厅挥汗如雨地排队挂号、缴费，忍受着恶劣空气下的喧嚣；我们在一座楼做检查，奔到另一座楼去取结果；我们精疲力竭地等电梯，看着各个电梯口前面涌动的人群，恨不能昏死过去，我们在医院里得到亲朋罹患重病的消息，送走亲爱的家人，留下最为沮丧和灰暗的心绪……当然，我们也在这里舒缓过焦虑，中止过剧痛，治好过百病，诞生过生命，留下过巨大的安慰、欣喜与希望……我们对它，也还有点家人般的任性、卫护和碎碎念，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恨铁不成钢”的念想。我们和华西的爱恨痴缠真的是一言难尽！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城市的市民都无法想象没有它生病了怎么办。我们高度依赖它，无论去不去看病，想着成都毕竟还有几家全国一流的医院，我们也就多了几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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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妈妈大学的几个同学节假日会轮流张罗聚会。轮到在川医工作的某位阿姨做东，大人们便拖儿带女，赶到近郊华西坝的川医家属院打牙祭。住在那里的叔叔阿姨们，住房都特别拥挤。

席间，我最喜欢听叔叔阿姨们议论川医的八卦，有关于教授们的，有医生之间的，还有各种匪夷所思的关于病人的事。我宁愿不和哥哥他们几个小孩去川医校园逛**，也要兴致勃勃地听妈妈他们聊天。在川医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最爱感叹“上班实在太累了”，工资都一个样，还是那些分在各个单位医务室工作的同学最安逸……

妈妈有位要好的同事是儿科医生，她丈夫是川医内分泌科的权威专家。我读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妈妈常带我去她家，请她给我看病。这对夫妇没有亲生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孩。每次去他们家，阿姨和伯伯对我都很热情。阿姨会拿出各种好吃的（居然有酒心巧克力）来招待我。伯伯特别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个性大大咧咧，不修边幅。每次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时，伯伯的老花镜总是半吊在眼睛下方，手上则永远都捧着厚厚大大的书。

他们住在当时川医级别最高的教授小院，院子外墙被几排茂密的竹林掩映，特别清幽。院子里有几栋3层的楼房，草木葳蕤，四季常青。我特别喜欢这个紧邻川医校园的小院，有事没事就让妈妈带我去耍。妈妈曾批评我说：“你才笑人，哪有天天想到人家屋头去耍的。滕孃孃要备课，邓伯伯要上课、带研究生，要看专家门诊、查房，忙得团团转。我们去（玩）好打搅人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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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女生热衷去大学旅游，首选当然是华西医科大学了。它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诸如钟楼、图书馆、校长楼、医学大楼、生物楼等，无不古朴雅致。我们徜徉其间，大家都不是学理工科的料，就很羡慕这儿的学生，在此学习和耍朋友肯定都会特别浪漫吧……1993年，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借住在华西医科大学的单身教师宿舍。同学约我出去玩时，我都说算了，外面的环境还没华西安逸，我们干脆就在荷塘边见面。

就在等待同学出现的间隙，我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学生，开始构思我的长篇小说。那个斯文忧郁的男主人公，就是成长于这所大学校园的医生。

我很小就在川医的第一、第二附院进进出出。除去自己不间断地生病外，妈妈时常要带学生在川医实习，我家也不断有亲戚们要来看病。

川医时期的附属医院，曾经朴素到有些简陋的地步。它的古建筑和后来新修的大板楼堆挤在一起，谁也没觉得多不和谐。来这儿的人都是一身病痛，谁还顾得上关注其他。在设置分诊台之前，川医的好多医生在办公室被病人团团围住，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看病。有时候，他们会不耐烦地对四周的病人说：“让开点，出去等哈。”更多时候，他们没精神和空闲来搭理周围的人。

顾不上去厕所的医生多的是，他们渐渐也就养成不爱喝水的习惯。我妈妈就是如此。

妈妈在川医工作的几个女同学，经常忙得无法照顾自家孩子，引得孩子们很多抱怨。有一位阿姨对我们说，有时病人多到令她想哭！这种情况下，也别想他们对病人能有多和气。

2011年，给我妈妈做手术的女医生，也是乳腺外科年轻的权威专家。她医术很好，我向她咨询妈妈术前术后的情况时，她都爱答不理的，就像根本没听到我的问话。我虽然对她不满，却也想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太过疲累所致。她每周有三天需要做手术，每天一做就是三台。人不是机器，哪能如此超负荷运转！果然，两年后，听说她也得了乳腺癌。

医生和护士在心理和体能上承受的重压，外人真是难以想象。

1994年早春，我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乳腺手术。手术之前的初检，妈妈的同届同学、乳腺科最权威的专家给我的肿瘤所下的结论不大好，引得爸爸妈妈异常紧张。这位严厉的女专家决定亲自给我做手术。

华西旧外科大楼也是英国建筑大师弗列特·荣杜易设计的华西坝建筑群中的一栋。大楼外墙四季爬满常春藤，古雅秀美。进入内室，却让人有点失望。它年久失修，地板龟裂起皮，窗框歪斜残破，看上去脏兮兮的。

我躺在硕大的手术间等待麻醉师过来，相邻几间房间过去就是停尸房。高敞斑驳的木窗外，3月稀薄的太阳衬得屋里更加阴沉。我格外平静。不为别的，潜意识中，我对自己年轻的身体有信心；明确的意识中，我对华西有绝对的信心，对掌刀的医生更是无比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