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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相去八万里我与上海 第一辑 依依向物华（第1页）

水月相去八万里——我与上海第一辑依依向物华

上海！上海

2021年正好是我大学毕业的第30年。1987—1991在上海读大学的那4年，我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历经的生活琐事也不少，总感觉那4年要比之前、之后人生中的其他4年漫长许多。年轻时的日子，总归是精力旺盛，有意义的事情又像是没有那么多，时常感觉是在过不完地过着，钟表的转速仿佛也要缓慢一些。“30岁就老了，40岁还可能活着吗？”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谁小时候不曾这么想过呢？

苟活到现今52岁的年龄，时间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堪：30年也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在人生的后半场，倒像是谁也无法拽住钟表的转速，只得任凭它飞快地旋转。

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人公佟振保曾在英国留过学。20世纪30年代的日不落帝国，属于全世界的首善之区，有着彼时世界最先进时髦的华物。然而，振保终究是个穷学生，见识、体验不免有限。英国不仅没有使振保眼见大开，反倒教会了他堕落的方式。

上海的丰富复杂（如果不含偏见，善于发现，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丰富复杂的），需要很长时间来认识和体验。我也只是个学生，囿于校园之内，个性保守，囊中羞涩，不仅对上海的了解相当肤浅，而且无论何种性质的堕落，也都不曾体会过。我谈论上海，似乎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我无法否认上海对我产生的影响。时日漫漫，随着我定居北京多年，随着上海自身独特性的逐渐稀释，从前那些蛰伏在我身体和大脑深处的上海印迹，反倒一点点地凸现出来了。

我从未写过关于上海的散文，还未落笔，先已打起退堂鼓。我对上海的印象零零散散，有刺激新奇的部分，更多却是平平淡淡的日常，属于片段性质、完全隶属于自我的东西。上海从一开始就像是我生命中的偶然所得。在18—22岁的年龄段，初来乍到的所见或许特别真实而鲜明，稚嫩偏激却也是常态。1987—1991年的上海，殖民地时期的遗痕满目皆是，新世纪前后的怀旧风潮还没拉开帷幕。

我有幸看到过上海素朴甚而旧败的一面。

每隔几年，我会去上海一趟，不多也不少。上海当然没有纽约繁华，没有伦敦丰富，可它对我不一样，它存着我的青春记忆，我很容易被它触动。我的青春并不灿烂，无非是平常的喜与忧，却有着不可预料的可塑性。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上海也是如此，它有点委屈，有点不甘，也有破茧而出之前的落寞。

上海的正面侧身，她的低吟浅笑、辉煌没落，都曾被上海作家的各种妙笔书写过。我也看过不少非上海人创作的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散文、随笔、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常常是边看边感叹，“原来上海还有这些人和事”“对的，上海就是这样的”……上海毕竟是上海，中国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城市之一，曾经亚洲第一等的繁华之地。上海有太多跌宕起伏精彩绝伦的故事，隐含着数不清的人生细节，是座挖掘不尽的富矿。

同为作家和画家的木心，在其精彩之极的随笔《上海赋》中，对上海的历史做过大刀阔斧又酣畅淋漓的梳理——“上海”！一望而知这块地方与海有着特殊因缘，叫起来响亮爽脆，感觉上又摩登别致，其实是宋代人不加推敲地取了这个毫无吉庆寓意的乏名。

宋代的上海起先是一个小镇，到后来才升为县，清季把上海归属松江府。道光三十三年中英《江宁条约》的订立a，不论厄运好运，上海是转运了，从a原文有误，《江宁条约》订立于道光二十二年。

兹风起云涌蔚为商埠，前程一天比一天更未可限量。此丕变，以出现英、法等国的租界为征候为标帜。西方远来的冒险家并不冒多少险，以经营地产为发财捷径这是明的白的，那暗的黑的致富之道便是私贩“洋药”鸦片。反正“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开“不平等条约”之端，所谓“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自然不及上海的得地理之优越。市境处于黄浦江与吴淞江的合流点，扼长江门户；东向出驶，近可达沿海诸埠，远通东洋南洋西洋各国；西入长江，沿江省会襟带衣连；是故当初京沪、沪杭甬、淞沪等铁路之兴建，皆以上海为起点。现下健在于海内外的“老上海”们，大抵记得租界浪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邪气好白相，也许忘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还只算是特别市，到一九三〇年才直辖当时的行政院，重新勘定市界，把原有的十七个市乡概名为区。其中的特别区，便是英美合称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从黄浦江外滩起，由公共租界的大马路和法租界的法大马路，下去下去卒达静安寺区长约十里，就是口口声声的十里洋场，或十里夷场十里彝场——翻翻这点乏味的老账，无非说，上海与巴黎、伦敦这些承担历史渊源的大都会是不同类的。

老账如果索性翻到战国时代，楚相黄歇请封江东是献了淮北十二县作交换，当然算得有头脑、识时务，而江东的政治中心却定在苏州。春秋后期，东南沿海已借水路发展商业，上海北面有水道叫沪渎。渎是通海的意思。黄歇浚了一条黄歇浦（黄浦江），又修了一条通阖闾的内河（苏州河），可奈三千食客中的珠履份子没有造外洋轮船的工程师，春申君到底未能出国访问对外贸易。

两汉、魏晋南北朝，上海平平过，曾泛称为海盐县、娄县，唐代改称华亭县，虽设置船舶堤岸司、榷货场，但还只是“上海镇”。宋熙宁年间，此镇尚属华亭县，南宋的瞿忠、王世迪辈之所以在上海占籍生根，着眼于上海物价比杭州便宜，本人还是去临安做官的。元朝短，铁骑**，上海反见萧条。明嘉靖之重视上海，那是为了筑城御倭寇。清初因郑成功、张煌言的沿海活动，上海“海禁”了。康熙解禁，上海复苏；康熙崩，雍正又把上海封闭——翻翻这点更寒酸的“流年不佳”的老账，意思是“上海”从来没有出过大事物大人物，就算明朝万历年间的徐光启还像样吧——总之近世的这番半殖民地的罗曼蒂克，是暴发的、病态的、魔性的。西方强权主义在亚洲的节外生枝，枝大于叶。从前的上海哟，东方一枝直径十里的恶之华，招展三十年也还是历史的昙花。

文采斐然！木心勾画的上海的历史清晰又活络，见字如见历史的蠕动。我读大学前，却是通过板正的地图册上的文字去了解上海。换在今天，就是下面这种百度体文字。

上海，简称“沪”或“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上海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16个区，总面积6340。5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1237。85平方千米。2020年11月1日零时，常住人口2487。09万人。战国时，上海是春申君的封邑，故别称“申”。晋朝时，因渔民创造捕鱼工具“扈”，江流入海处称“渎”，因此松江下游一带称为“扈渎”，后又改“沪”，故上海简称“沪”。

上海是既理性又现实的城市。张爱玲总结得好，“上海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传统的中国人部分，衣食住行人情来往等方面，它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善于掩护，更含蓄而内在化。后来，我们才明白，或许这就叫维护个人隐私。近代高压生活，那是在黑白两道鱼龙混杂人精聚集的境地下，艰险辛苦地求生存和发展。长时间置身于此，为了与之相适应，与之相周旋，人或许会生出奇异的智慧和才能来，或许也教人变得奸猾世故、猥琐投机。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

上海善于以数字来管理城市和人。数字化大行其道的地方，总是要求清晰理性、目的明确的。数字容不得大而化之的出错，它追求的是精准和效率的最大化。上海人与人的关系也沾染了数字的气息，它也是要求清清楚楚、利益均沾的。以数字代人情，自然就有点冷肃之气，过于见棱见角。

其实，上海不过是在很多方面预演了20世纪末期中国蓬勃兴起的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现实图景。工业文明所要求的尊律法、守规矩、讲克制、拼实力……确实显得离现代文明更近。上海人整体素质之高，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城市化携带的疾荷，它也未能幸免：物质至上，拜金；冷漠空洞，势利；恶性竞争，倾轧……现代城市总是一只大熔炉。

…………

大学毕业前夕，几乎每个同学都要买本纪念册，然后让好友们在上面写满临别赠言。我也不例外，甚至还向同学借了一只日产饭盒样式的录音机，买了一盘磁带，录下老师和同学们的临别赠言。事实上，那本纪念册在毕业几年后便少有翻看，磁带更是一次都没有听过。我以为会永生难忘的许多人与事，在时间的淘洗之下，悄然折旧，缓慢褪色，甚至逐渐消失……我曾无比害怕和难以适应生活的变化，或许这也是金牛座A型血人特有的胆怯和固执。当我身体力行地体味到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时，对过去的记忆却点点遗忘在时间深处。为了书写上海，我重又翻阅起上锁的抽屉里落满了灰尘的日记本——此前和此后都没写过比大学时更详尽的日记。在当时，写日记是比完成写作作业更起劲的书写。翻完几大本日记，我真是很有点失望，日记中涉及上海城市的文字非常之少，多是一些青春期虚幻的感觉和情绪……可见，当时的我缺乏对上海进行深入观察和理性认识的自觉。

2014年，我出版了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幸福还未到来》。书中对上海的描写获得了我那些上海籍同班同学的普遍认可，这使我长吐一口气，同时倍感欣慰。记录在这里的部分文字，也参考了我小说中对上海的描写。

今天是情人节，北京刮着7级大风，天空一片灰黄色。尘土的味道即便隔着窗户窗帘，闻起来也还是有点呛鼻。漫无目的、纯粹惯性地坐在书桌前，我怎么回忆开了上海？想要写写上海和上海的那几个人。或许，“情人节”这个概念让我生出浪漫又虚无、高级又陌生的强烈感觉，就是从在上海读书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灰褐色的上海

1987年盛夏，我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录取。在大学升学率不足5%的年代，能考上大学本就困难重重，何况是极为少见的艺术院校，更何况还是在上海。我不是优秀的高中生，在众人面前也没显露多少艺术天分。于是，尽管大家并不知道何谓戏剧，在就读的中学和我家院子里，我的升学还是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轰动。父母和我都收获到许多情绪复杂的赞美，也因此失去了局部的友谊。

我的喜悦更多出自对中学功课的解脱。数理化对我而言一直是场噩梦，终于摆脱镣铐般的束缚，我简直身轻如燕。虽然上海并非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上戏也不是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在语文考砸的情况下，我已无缘北京和中央戏剧学院。

初秋的9月，我满怀惆怅地去了上海。

对18岁的我来说，上海远在天边，它由瑰丽的想象和顽固的偏见构成。我家院子里上海移民不少，爸妈的亲密朋友中就有几人是大学毕业从上海分来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同班同学中也有不少上海人家的子弟。这让我在提到上海人时，总有些自作老练的类比和决定性的评价，结论来自我对身边上海人熟悉程度的自信。反倒是文学作品中的上海人形象，难以与我共情（我已看过很多上海作家的小说了）。同样地谈论北京人时，因为并不认识任何道地的北京人，谈资的依据不过是看过的文学作品中的北京人。我在情感上认同那些北京人，也就顺便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爸爸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经常会到一些大城市出差。北京多一些，上海则偶尔去过两次。每次爸爸去外地出差，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会和我一起计算爸爸归来的日期，就像他们的父母亲去上海广州出差，我也和他们一起暗暗等待大人满载而归一样。如果爸爸去的是北京，意味着将会听到更多的信息和见闻；而爸爸从上海归来，我则可以拥有时髦新奇的“好东西”。

爸爸打开了他劣质的硬邦邦的塑胶旅行袋。灰色的旅行袋上印有“上海”两个黑体字。我的心跳开始加速，表现得比平时更加乖巧。爸爸依次拿出他购买的稀罕货，妈妈则在一旁嗔怪他：这个好贵哦；那样完全没必要，和成都卖的也差不多……哥哥和我对每件物品都表示惊叹，长久地细致地把它们拿来摩挲把玩。

妈妈的衣服假领、衣料、羊毛绒线、铺盖被面……我和哥哥的文具盒、20根泡泡糖、高级奶油糖、听装饼干、花裙子、毛线手套……简直可说是应有尽有，看得我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