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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疑误有新知（第2页）

从小我就惧怕与陌生人打交道，被妈妈教育的次数多了，也知道“有啥子可怕嘛，要克服这种心理”。爸爸的朋友得知我在上海读大学，让我帮忙带一件厚重的器物到上海。我只需将器物送到某著名作家在上海的父母家，他父母自会转交给已经落户外省的作家。尽管妈妈的话言犹在耳，我还是一拖再拖。某天，突然发现那件东西似有生锈的迹象，我担心起来，赶紧照着地址条去送货。

初冬的下午，才4点多钟，天已经黑了大半，路上行人脚步匆匆。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找到了作家父母家。那栋洋房在离戏剧学院不远的一条弄堂深处。弄堂口有家便民小旅馆。昏暗的灯光下，负责来客登记的中年女服务员在织毛线。

作家父母住的独栋洋房1949年之前是其祖辈的私产，后被充公。公家把洋房分配给了6户人家居住，多年以后，产权便说不大清楚了。洋房米色的楼面毁坏得很厉害，黄一块、黑一块，显得有点脏。住户一多，洋房的内部格局也极逼仄，作家父母只占据其中两个大房间和一间阁楼。

神色警觉的保姆把我领到二楼，我站在门口，作家父母都出来了。两位老人70多岁，个子都不高。老太太羸弱秀雅，老先生硬朗斯文。我说明来意之后，老太太显得矜持而冷淡，老先生则非常和蔼。老先生用上海味浓重的普通话问我住得远吗，这么冷的天，麻烦我跑路。我讲我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到这里很方便。

老太太听说我是戏剧学院学生，态度陡变，非要请我进屋小坐。我颇有些为难，但对人说“不”一直是我的心理负担，尤其是在长辈面前。

老夫妇请我喝下午茶。客厅里，我们三人各坐圆桌一侧，面对着有雕花铁栏杆的大阳台，说些闲话。虽说下午茶在当时颇不普及，我却并不陌生。不管是在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成都人都能坐下来，悠闲地喝茶吃东西。当然，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下午茶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特指概念，是英国上流社会在晚餐之前，下午4点左右吃点心、喝红茶的习俗。它和成都那种随时喝茶吃零食的习惯异曲同工，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户人家的下午茶之讲究，让我眼界大开：精致的英式茶具，茶壶手感沉厚，4只小茶杯都是质地细腻的骨瓷，执若无物。茶壶茶杯一律白底红色小花的图案，边口镏金。红茶滚烫，茶点是保姆从国际饭店排队买来的巧克力蛋糕。为了招待客人，老太太又让保姆装了一小盘丹麦黄油曲奇。这是我第一次吃曲奇饼干，一股子浓郁的奶油芳香，细腻酥脆，口感醇厚。很想全盘吞下，顾及面子，只不过心欠欠（四川方言，形容心里没有得到满足）地吃了两块。

老先生亲切地看着太太，眼神有些轻微的恍惚。老太太坦率健谈，表情丰富。面对我这个“学习写剧本的小孩”，她不禁牢骚满腹，抱怨家道中落、日子单调乏味。我安慰她不必悲观，她儿子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在某省担任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们也算没有白白吃苦一场。老太太瘪了瘪嘴角，不屑地说：“作家有什么？他那样年轻就去北方插队，万般无奈留在北方，娶妻生子，做了北方人，上海是再也回不来了，很可怜啊！还不如他的弟弟妹妹，什么家也不是，到底可以留在上海，将上海人做到底……”

我笑着问老太太去过儿子的家没有，她说去过，住了两天就赶紧回了上海，真是无法过下去。儿子真可怜，在那种地方，吃穿简陋，生活单调，只得写，成天写，写成了有名的作家。老太太大概觉得我也很可怜吧，临走时，一个劲儿让我再来，哪怕来吃点好东西，补充点营养也好。老先生依然绅士派头地微笑着与我握手道别。

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录了老太太怨怼背后的狭隘心理，我把这种对上海的热爱看作是可笑的偏执和短视。换作现在，我就丝毫不会觉得老太太可笑。

我没有再去过那户人家，好像是羞于承认我胃肠空空，好像是对上海人优越感的莫名反感，也好像是对那类犀利尖锐的老年人的畏惧。想来真是遗憾，我那么轻易地放过了与乐于交流的上海人（早期宁波移民）产生交集的机会。作家父母的家道虽已中落，那座洋房隐藏的沧桑往事却必定精彩！

听过不少人说上海人冷漠。我在上海时，碰到的倒大多是热心人，甚至比别的地方的人更加热心。

3

家人总是讽刺我脑子不够用，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关键时刻总要冒出点不该说的话。妈妈笑话我，说在我身上应了四川人的老话：“矮子心多，高长子的话多。”

班里的写作课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四至五人，分别由不同的老师指导，每年一换。那年，带我这组写作课的老师很喜欢我，大概觉得我还有点小聪明，我的作业时常被老师冠以“很有灵气”的评价。我既受宠若惊，也有点小得意，于是，自行其是不过脑的毛病又发作了……有天谈完作业，老师随口说：“星期天到我家吃饭吧。”老师说吃饭前一天他会再与我联系，告诉我他家的地址。我一阵暗喜，出门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本小组其他同学，老师要请客吃饭，而且是上他家。其他几个饿鬼也比较激动，马上商量着该给老师和师母买些啥礼物。便宜是首选，又还不能太寒酸。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畅想物质远远多过得到物质，畅想本身就很快乐。

两天之后，有位组员找到我，悻悻然说他们碰到老师，对老师一阵感谢，老师不明就里，他们就转述了我讲的请客吃饭的事。老师听罢很生气，说他没打算请客，就快期末考试了，时间紧迫，大老远让学生上他家吃饭，这不符合常理……同学们对我一阵讪笑。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我太嘴馋而出现了幻听？万一老师说的是上他家去坐坐，他要介绍些书给我读呢，这也完全有可能啊。

得承认，读大学时，我和同学们在吃喝方面经常是非常没有志气的，就手而得的蹭饭从来不会拒绝。后来才听说老师非常惧内，我更是惴惴不安。

老师毕竟是老师，再见依然如故，吃喝之类的小事何足挂齿。他始终对我亲切关怀、循循善诱。我为此事自责了好一阵子。

4

高年级的师哥师姐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分在上海的那些人，很快成为各个话剧团、电影厂、电视台等艺术团体的业务骨干。他们时常回学校，我们也热衷于去找他们玩，谓之取经。于是，我也算认识了几个上海搞艺术的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搞艺术的人特别触目，从打扮到气质，他们都特别像搞艺术的，全然有别于一般的市民。我一向缩头缩脑不自信，不大像搞艺术的，因而对他们特别敬畏。

上海这批搞艺术的人，并不全是上海本地人，江浙一带的人多，北方人也有。在上海工作生活时间长了，他们也就慢慢地本地化了。想到他们，并不需要多费思量，他们的言行举止便能跃然纸上。不知何故，他们长相打扮千差万别，艺术水准也分高下，但在志趣上，相互之间却又深具共性，特色非常鲜明。他们并不因搞艺术而迥然有别于上海的芸芸众生，他们大约是相当接地气的一拨人。

在20世纪80年代，外地搞艺术的人，大多不屑于接地气，这点和他们还是很不一样的。上海这座城市毕竟以物质打底，很容易就把它的精明务实、“重利轻别离”的个性输送给他们。反倒是艺术院校几年的熏染，以及艺术所特有的非功利的本性，并未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带来根本性变化。

这批搞艺术的人爱谈北京方面如何，北京新近都有哪些戏在上演，北京风头最劲的艺术家都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对上海文化界怎么看待。本来嘛，北京才是公认的文化中心。虽说他们频频嘲笑北方和北京很土气，但既然搞了艺术，就得承认北京的绝对优势，承认它自带的正宗体质。当然，这种正宗并非艺术本体意义上的优秀，更不表示他们的艺术作品就具有让人心悦诚服的高质量。只是，谁也无法忽略北京天然拥有的艺术附加值，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要想在创作中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就得有来自北京方面的肯定，哪怕你非常不服气。

他们也热衷于谈论有什么法子能出国（西欧、北美、澳洲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东亚的日本），最关心最近又有哪些熟人朋友出了国，他们的经验得失是什么。一旦出了国，艺术是肯定不会再搞的了，又有哪些生存之道……他们有很多关于出国的消息来源，出国资讯远远多于全国其他地方。他们主要的欢乐和烦恼都围绕出国展开，艺术不过像是随便搞一搞，谁也没有把它看得有多重。

还有一类话题也是交流的重点。“侬库有啥模子生意好做”“有啥路子”，也就是做哪样生意比较容易赚钱。搞艺术的同时，做兼职的行外之事，对他们来说，那是自然而然，绝对应该的，否则工资无法维持生存。如果挣外快需要专职做，因为涉及改行，就必须慎重，得看回报率如何了。那些年，改行的师哥师姐也是特别多。

他们的话题基本就是这些，几乎不谈艺术，更没有交流思想的习惯。人际关系、政治新闻也少有议论，这点与北京搞艺术的（人）真是大相径庭。轮到单位要求做事，排戏、拍戏或参与别的演出，他们倒是普遍都比较敬业。

对他们，我曾相当困惑。或许只是在我年轻时，我们太好夸夸其谈所谓文学艺术这些虚幻的东西，面对关乎个人利益的实际事物，反倒表现得既不屑，又不耐烦。其实，几年之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猛烈的经济浪潮席卷了全国每个行业，又有几个搞艺术的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

申江潮涌掀白浪，上海的城市化嗅觉，总是敏感、超前的。

夜会陌生人

1991年6月，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基本敲定了，我已经在为离开上海回到成都做准备。下面这段往事，发生在我离开上海前一个月。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包括彼此的对话。或许在那晚，我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刺激，包括对爱情伦理观念的挑战。不过，日记中并未流露出多少情绪波动。30年前，我可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很幼稚，哪怕是面对着日记本。

某个星期六晚上，在学校小剧场外面，我驻足观看着橱窗里的剧照。那是表演系演出的日本著名剧作家桥田寿贺子女士创作的话剧《结婚》。身边有人在大声议论：“这些小孩干啥化妆成这样子，难看死了。”我侧头一看，说话的是个头发齐肩的男人，戴副眼镜，小伙子不似小伙子，中年人不似中年人，看不出多大年龄。他骑跨在自行车上，双脚点地，直视着《结婚》的剧照。我有点不服气地说：“哪儿不好看了，挺好看的。”那男人并不看我，却接话说：“长得蛮好看的小孩，偏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马上说：“舞台妆当然得浓点，这是常识。”

那人扫视了我一眼，回头重又看着剧照：“你懂舞台吗？”他的话似乎有点激怒了我，我说：“当然懂了，我是戏文系学生。”

那人扭头盯着我，语速很快地说：“我是舞美系学生，我比你懂。这个学校的大剧场和小剧场多大面积？舞台多宽、多高？纵深是多少？台口、台唇、侧幕、二道幕的构成比例是多少？你晓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