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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欲去惜芳菲（第2页）

每次离开他们家，外婆总是不要大哥哥大姐姐相陪，她要亲自送我出门。她迈开小脚，牵着我的手，一言不发地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我感觉不忍，路上频频请她回去。她才不听，一定要把我送出小区，然后站在大门口，摆一下手，对我说：“当心，小村，当心哦！……”

外婆生于1903年，晚清末期。少女时代，她裹了小脚，大约也是上海最后一批小脚女人了。她念过初小，曾经也是纱厂女工。特别遗憾的是，在我有意识地去了解她的身世时，她的听力已经基本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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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天，我短暂路过上海，特意绕到浦东去看望外婆。我突然敲开家门，大姐姐好一阵惊喜。我走进小屋，看到外婆坐在床沿。她刚午睡起来，模样简直没有多大变化，皮肤还是光滑白净得很。我走到她面前，拉起她的手。大姐姐指着我，凑在外婆耳朵边，问她是否还记得我。95岁的外婆平静地对孙媳妇点点头，说：“记得，小村呀，伊多长辰光未来了（她多长时间没来了）。”她侧头端详我，低声问道，“小村，侬有30（岁）了？”

一别7年，大哥哥大姐姐的女儿都4岁了。小姑娘长得很像大哥哥，粗眉毛大眼睛，活泼可爱。平日里，家里就只有外婆和大哥哥一家三口住在这儿。

外婆还是清清爽爽，永远纹丝不乱的发髻，脸上没有一块老年斑，眼睛清亮。大姐姐和我聊天，她就专注地看着大姐姐，好像明白大姐姐在说什么。大姐姐说，外婆行动慢是慢，生活基本能自理，每天还会提前给他们淘好米洗好菜，大哥哥大姐姐下班回来就焖饭炒菜。大姐姐说，别看外婆耳朵不好，话很少，她脑子清楚得很，家里物件放在哪里，他们不记得了，去问外婆，她一准马上给你找到。

我们在一起吃饭，外婆的饭量还和从前差不多，量不大，啥都能吃。她还是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吃一点，小村”。大哥哥和大姐姐他们把我的情况告诉外婆：什么时候结婚的，如何从成都调到北京工作了……外婆看着我，频频点头。

临别时，外婆依然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出门去。她的重孙女在前面跑跳。跑得远了，小姑娘又回来扯扯曾祖母的衣襟……这该是今生最后一次和外婆同行了吧，我们走得格外缓慢。下午4点，院子里还有残阳斜照，暖融融的。邻居在一旁和外婆搭腔：“客人来了？”外婆一定是听不见的，但她笃定地点点头，应答道：“格小囡老长辰光未来了（这个小孩好长时间没来了）……”

我们终于挪到了小区大门口。我弯腰在外婆耳边，大声说道：“外婆，多保重！您回吧。”不知道她是否听清楚了，她没啥表情，径自喃喃地说：“小村，慢些走，当心哦，当心！”

我边走边回头，外婆稳稳地站在阳光下，重孙女在她身边又蹦又跳。小姑娘冲我频频摆手，学着曾祖母的上海话：“当心，当心……”

我再没见过外婆。有次和小梁在成都喝茶，问起外婆。小梁略有些诧异，却也非常欣慰地呵呵笑着：“你还记得我外婆啊，她都100岁了，还硬朗得很呢……”

几个上海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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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那么多，难以写尽。我不是个爱给人贴标签的人，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我也深信人性之深邃复杂，地域只是构成复杂人格的一个因素而已。上海女人并非风花雪月、小资情调、软玉温香和时尚文化堆砌出来的模型，穿着花睡衣、顶着卷发器，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的是她们，电车和地铁上挎着购物袋低头刷手机的是她们，菜场里挑肥拣瘦的是她们，讲台和剧院里神采飞扬、广场上舞姿蹁跹或滑稽露怯的也是她们……某个给我指路的上海女人，轻言细语又温文尔雅；外出旅游时，碰到过的高声喧哗、打扮艳俗的上海女人，也不在少数……

如今的上海在渐渐流失它最为独特的韵味。上海人既不像几十年前，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也缺乏突出的个性气质，不再具有特别的辨识度。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有点像同一流水线上生成的产品，他们被高度同质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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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的公交车站，我向一位胖小伙打听如何去地铁站。小伙子用武汉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告诉我可以乘哪趟车，之后，他向身边的同伴们求证。她们是一高一矮两个年轻女孩。高个子女孩平平常常。矮的那个，黑棕色透亮的长直发落在半腰，黑色毛衣，浅灰色西裤，匡威低帮球鞋，手腕上搭件灰色西装。这样打扮的城市女孩，何止千万。这个女孩却强烈地吸引了我，她有一张面部轮廓极度分明的巴掌大的小脸。这张脸与她娇小的身形不太吻合，显得硬相。白中带点黄色的细腻皮肤，那倒是南方姑娘常有的脸色。黧黑的眼眸，透亮、冷峻，眼距稍宽，神情有点傲慢。她的两个同伴与她的气质如此不搭，但很明显，他们是好朋友，言谈之间透着熟络和亲热。

先后来了两辆公交车，都不是小伙子告诉我的那一路车。三位年轻人跑向后面那辆车。矮个子姑娘突然回头，冲我勾了勾手。我忙跟着她跑过去，有些疑惑地问：“是去地铁的车吗？”姑娘点了点头……车很空，我们并坐在后门口的第一排，我和姑娘之间隔着过道。她和同伴高声聊天，大概是开心的话题，那两人呵呵直乐，她却没有一丝笑容。我仗着是长辈，仔细地打量她。她真好看，那种素面朝天恣肆散发的青春神韵，放出光来。

不是满打满算精致实用的青春，是清简的青春，是满不在乎的青春，是不打算与生活和解继而妥协的青春。她的眼神，干干净净，清澈透明；那还没有被世事消磨的唯我独尊中自带青春的气势；就连那抹淡淡的忧郁，或许还未被俗物真正占领，也是异常动人！

公交车开得飞快，突然咣当停了车，我们都有些东倒西歪的。三个年轻人冲向车门。我正在犹豫要不要问他们我该在哪儿下车，那姑娘对我说：“地铁吗？

下！”我提起包，慌忙跟着他们下了车。

我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好像一瞬间，我和那姑娘有了默契，我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但她会把我带到地铁站。姑娘背脊挺直，身材纤瘦，走路却不轻盈，反倒觉着很有力道，很踏实。很长的一段路，偶尔，她会微微侧转头，看我是否还跟在后面。她故作不经意，似乎不愿意让她的伙伴和我觉察到她在给我带路。

从踏上地铁入口的台阶起，她就不再转过头来。我跟在他们后面下了扶梯，我去买票，看到她和同伴进了闸口，走得远了。

我在地铁上想着这个姑娘，想她为何如此触动我。或许，在我已经有点偏离真实的印象里，她分明就是30年前我经常在上海街头看到的女孩子的样子。可是，我近几年去上海，已经很少看到这种面目的女孩。

3

20世纪80年代，那些打扮平常，但猛然看到她们的面容，却会感觉被惊到的女子，通常都是肤若凝脂，大眼高鼻，面颊轮廓分明，宛若大理石雕像的类型。她们出现在第九百货商店洗涤用品柜台，出现在21路公交车的售票台，出现在福州路的书店里。淮海路的钟表店和杨树浦某家棉纺厂也有她们，瑞金医院的护士站和绿杨大馄饨的饮食店也能看到她们……她们有着横扫一切的眉眼，冷淡地望着你，同样冷淡地做着事，既像心事重重，又似没心没肺。她们的美和周围的人隔着万水千山，她们像是落难的贵族。然而，她们又无比自如地混迹在最庸常的场所，似乎美也有它的盲目性和日常性。

她们大多穿着寒素的衣服，最多在衣领或是辫梢上有点花头：各种颜色的衣服假领、国营理发店烫的卷发。青春期的清简打扮和素面朝天的面容，反倒最充分地衬托出美的质地。她们无论做着什么职业，都有一点楚楚可怜或楚楚动人的脱俗感。

那个时候，上海之外，普通劳动者中，较少能看到这样的面目。她们的美带给我深刻的刺激和怅惘，像是不敢相信，美会给人迎头一击的力量，美也会被如此随意地安放！

4

1987年，我投考上海戏剧学院，面试是在清幽古朴的成都话剧团院子里进行的。面试老师是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两人的普通话都有浓重的上海口音。男老师高大魁梧，戴着眼镜，模样像北方人，神情威严，举手投足却又很斯文。女老师身形苗条，烫着卷发，漂亮洋气的外表颇似当时电影里国民党方面的谍报人员或机要秘书，但绝不飞扬跋扈。面对我们这些紧张焦虑的考生，她很是温柔沉静。我在男老师的提问中被吓得悬吊吊的心，又在女老师的温和提示下得到了极大的安抚。这两位老师强烈地吸引了我，他们正符合我对上海和艺术院校的双重想象。

女老师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上海本地人。她教了我们班好几年的课，有外国戏剧史、作家作品分析等课程。她不是我们的主课——写作课老师，因而我们没上过她的小课。在学校，我们之间并不亲密，却有着无言的亲切。每次下课，她都会和我们聊几句天，校园里碰到，会点头问好。也就这样了。她漂亮优雅，温柔舒缓，是我们敬慕的女性，而不是和我们勾肩搭背的那种老师。她和学生之间有距离。这个距离不是冷漠寡淡，也不是故作矜持，就是礼貌和分寸，就是平淡如水却也细水长流的东西。

30年过去了，女老师也要从中年步入老年了。每隔几年，在北京的剧场，我会碰到老师。碰到也不过是匆匆寒暄几句，彼此问候一下，了解大致的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