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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欲去惜芳菲（第2页）

我还没来得及骄傲一下，他又立即说，他姐姐当初不肯留校完全正确。上海地方是好地方，上海人接触起来却不舒服。上海人自以为除去上海，全国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乡下人。其实，这正好佐证出他们是缺乏见识的小市民。在中国，除了北京和深圳，其他城市都只是地方性城市，充满了地方性偏见。然而深圳又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北京，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特别愿意在此聚集。北京既有几百年叶茂根深的皇家文化聚敛起的鸿鹄大气，也有五湖四海精英碰撞而出的鲜活思想。让外地人居住起来舒服又有意思的地方，只有北京。

我完全赞同他的话。我们被北京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显现出来的深刻厚重感完全折服。上海则既没传统（当时民国热还未兴起）可追溯，将它与香港、新加坡这些城市相比，又不够现代。在上海，时髦而有追求的人争先恐后地想要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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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近外滩的路上，有个女人身着丝绸旗袍在我们俩前面袅袅而行。我第一次在上海看到女人穿旗袍，很有点欣喜。这个女人婀娜的背影和夜晚的南京路非常吻合，她让我想起那些老上海电影。我们俩一直跟在那个女人后面走着，直到她拐进了侧面一条小街。旗袍女人的出现，确实意味着上海很快将兴起怀旧热、复古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挖掘出了张爱玲，掀起了“风花雪月”

的民国往事风潮。当时的我们，还丝毫没有察觉。

他给我讲了很多家事，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他父母家的历史。我和他姐姐这么熟，都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他父母的祖辈分别是陕西和成都的大户人家，有许多跌宕起伏、令人唏嘘的过去。他的记忆和口才都非常好，引经据典，幽默生动。

我暗想，或许他就是典型的才子加浪子吧。和他相比，戏剧学院的浪子不够有才，综合大学的才子不够浪（帅）。

这位记者说刚才去找我，我宿舍那个女孩似乎很想和他搭讪。他觉得她有点油，不比我单纯。他本来要在宿舍等等我的，也借故走了。我笑了笑，就如他所述，那个女孩说有位帅哥来找我时，确实神秘又兴奋。同时，我也觉察到他的自恋。自恋仿佛是长得好看的人的特权，他们在生活中受了太多优待，自然容易高看自己。在我年轻时，自恋可不是一个好词。

走得太久了，商店都关了门，他也没有买到短袖。我们坐公交车回到了静安寺。在上海宾馆门口告别时，他说谢谢我陪了他一晚上，很是愉快。我也特别高兴，好像是无形中纠正了对一个人的某种偏见，了解到一个傲慢的人的内心。同时，我还认为，他也并不比我成熟多少。天哪，他不过25岁，在当时20岁的我看来，是不是应该有50岁那么成熟才算牛气？

回学校的路上，我暗自思忖：他如此厌烦成都，我这么喜欢成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去克服“盆地意识”，当然了，一定得克服。

几个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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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初春，同班好友芳芳在宿舍接待了一位浙江美院油画系的女孩。不久，那女孩便回请芳芳去杭州玩。于是，4月底的某天，芳芳和我便坐火车去了杭州。青春时期的我们，能很快结识陌生人，并迅速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当然，我们也一路走，一路不停地丢失朋友。漫漫人生中最终同行的，不过寥寥几人。

那正是江南最美的季节，春暖花开，田野一片葱绿。粉白的桃花树栽种在白墙黑瓦的农舍边，说不出的明丽雅洁。江南的春天，抑或还有秋天，与我们年轻的心性最为相衬。总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在这两个季节里。

杭州的绮丽风光令人陶醉。不过，对我俩来说，不虚此行的还是认识了几个浙江美院的画家。虽然他们彼时还是学生，但他们在学生时代都画了不少作品，也都参加过画展啥的，我们便把他们当成画家来看待。

接待我们的那个油画系女孩为人热情，她来自新疆，家里好几个人都搞艺术。听说她哥哥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中戏舞美系，我们便感觉和她更加贴近。我们看过她的油画，她内心狂野，敢于创新，她的画我们很喜欢。熟悉起来之后，她一个劲儿对我们抱怨杭州的气候。初夏的梅雨季节，她的衣服都是潮乎乎的，连头发闻起来都有一股子氤氲之气。冬天则阴冷得不行，关键是没有暖气。在她乌鲁木齐的老家，冬天在室内，她都穿短袖衫和裙子。而杭州的冬天，她睡觉要盖两床被子，脚上还得再套双袜子。武装成这样，她也常常睡不暖和。

与新疆女孩同寝室的研究生是上海人，她本是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雕塑家，31岁又来读研继续深造。上海雕塑家戴副眼镜，样子灵性十足，性格率直大气。她迅速和我们打成一片，还在画室煮东西给我们吃。她的个性非常独立，即便在聚会的热闹场合，她也会尽快抽身，忙活自己的事去。她喜欢独来独往，已经独自去过中国绝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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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4位版画系男生（他们住在同一间宿舍）特别喜欢说笑，幽默开朗，没个正经。他们是我们顺路“捞来”的朋友。我们刚到杭州那天，在西湖边向他们中的两人问询到浙江美院怎么走，恰好他们要回学校，便嚷嚷说我们问对了人，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听说我们来自上海，他们哭着喊着要送给我们几盒当时断货的板蓝根（当时上海大面积流行甲肝，说是板蓝根可以预防肝炎），让我们把板蓝根带回上海换取高档香烟……就这样认识了，也真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特色。

此后的3年中，版画系这几位高才生不间断地来上海造访我们。他们是我和芳芳在招待所通宵聊天的艺术同行，是我们在外滩和各个公园流连忘返时的摄影师，是一起品尝廉价小吃的同学，也是我们数次在火车站伤感地送别的挚友……每次专程来或是路过上海，他们必定要来学校找我们。他们出现在上海的日子，都是我和芳芳的节日。

他们比我和芳芳大上六七岁，读大学前基本都在基层单位工作过。在当年全国数以千计的美术考生中，能被大名鼎鼎的浙江美院版画系录取，可以想见他们的才情。不仅浙江美术学院的学习打开了他们的艺术视野，而且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始，代代相传的那些为人做艺的准则，就像一所学校的标识，让他们4个人拥有较为一致的品行，他们都正直平和、豁达诙谐、谦逊勤奋。

无论身在哪儿，这几个画家有空便拿出速写本速写。他们都能挣些钱，通过画画赚取稿费，或是替人家干装修一类的活儿获得报酬。常常是他们出钱，我和芳芳去菜场采购，然后，大家挤在上戏地下招待所吃吃喝喝。吃完喝完，大家开始跳舞，或是抄写罗大佑的歌词，纵论中外电影，鞭挞中外大师……他们是戏剧的外行，我们是美术的外行，酒过三巡，将醉不醉之时，彼此都高度赞美和肯定对方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素质，不停地为上戏和浙美的友谊干杯。

他们中2个北京人，1个佳木斯人，1个广州人。3个北方人一致地喜欢南方，4个人都非常喜欢上海。

3

1988年，临近圣诞节，学校贴出了漂亮的海报，宣示平安夜要举办大型舞会。接下来的元旦，还有聚餐加舞会。女同学们都兴奋起来，纷纷设计着那天要穿的衣服。在此之前，我根本不了解何为圣诞节，耶酥诞生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到了上海，眼见圣诞气氛越来越浓，暗暗地期待着能好好见识一番上海到底有多洋盘。

平安夜那天，我和芳芳从上午就开始激动，不止是因为圣诞，还因为那天中午，浙江美院那几个版画家要来看我们。也许我们都暗暗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故事。我顶着寒风到街上去买水果，发现街上的气氛和平时很有点不同。人们满面笑容却有点魂不守舍，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似乎都肯挥金如土。空气中流动着节日的气息，那是外地过年才会有的喜庆场面。饭店和酒吧的霓虹在白天就开始闪烁，不少场所的广告牌上，商家挖空心思地用好看或怪诞的字体写着“狂欢”“通宵打折”等字样。不时看到有人在整理已经很漂亮的橱窗。那些圣诞橱窗，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包括北京在内的外地，根本看不到这么温馨时尚的橱窗布置。

20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很少浮华**的表征。平安夜这天的景象，让我很有点吃惊，作为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摩登刹那间闪现出来了。

芳芳和我在学校备受煎熬地等来了那伙人。我们都兴奋得目光炯炯，拥抱时喉头哽咽，圣诞节使我们的见面变得情绪夸张而戏剧化。夜色降临，我们在街上游**，我们进不起任何一家饭店和酒吧，但我们内心依旧非常骄傲。我们几个都是高大、年轻、超凡脱俗的学艺术的大学生，前途不可限量。我们长时间打量和议论街头那些漂亮的圣诞树，长时间打量和议论豪华大饭店门前如云的美女……圣诞大餐时间到了，我们在学校地下招待所他们的房间，开始享受盛宴。就着芳芳用电炉做的几道可口的川菜，还有喷香的甜点、新鲜的水果、齁甜的果酒以及节日才肯买的外国品牌香烟，我们**澎湃地聊了整个通宵。我们跳了贴面舞，抄写了姜育恒的歌词，点评了各自学校的神人，解构了当时艺术界的牛人，比较了各自家乡的特色，表达了对喜欢的人含蓄暧昧的情感……不管北京人、四川人、广东人还是黑龙江人，无不对平安夜上海的繁华感叹万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底是上海，到底曾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啊！”

那个圣诞节，什么故事也没发生。那样凌空蹈虚却**澎湃的友谊，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都长得很帅，才华横溢，既多情也轻狂，但仿佛受到我和芳芳戏剧艺术范儿的感染，不由自主地变“纯洁”了。大家只在那儿梦想着一起拍电影，拍一部超过《红高粱》的电影。他们有使命为我们编创的电影出谋划策，而有了他们的加入，我们创作的电影必然要比《红高粱》更加轰动。所有人都说得情真意切，信心满满，仿佛明天，芳芳和我就要奔赴电影拍摄现场。

两天之后，芳芳和我把他们三个送到火车站。他们中有人回杭州，有人去西北采风。送走他们，我们顿时变得无精打采，黯然神伤，闷闷不乐。那种失落，就像过完圣诞节的上海，脱去了华丽的皮氅，内里一片荒凉。

年轻时，在青春的荷尔蒙和节日的氛围中，你总会陷入一种迷乱的情感，不能自已。即便那样的时刻与你无关，你也总能牵强地赋予它特别的意义。那个圣诞节，对于我和芳芳，就是这样。

我的第一份圣诞礼物，是一把木梳和几张手绘卡片。它也是迄今为止，我收到过的最宝贵的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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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属于大学时期的故事，多得感觉从来没有上过学，光顾着玩了。在**绽放的时刻，在感物伤怀的瞬间，青春饱满流光，会以为当下就是永远。当然，伴随而来的，也有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创痛。夹杂着悔恨的痛不欲生，感觉活不下去的日日夜夜，以自戕缓解疼痛的举动……30多年过去了，时间洗刷掉了最深最浓的痕迹，那些曾铭心刻骨的欢乐和痛苦，变成了抽象的记忆，我有时甚至会疑惑，它真的存在过吗？那个场景中的人，她真的是我？或许，只有遗忘才是最大的悲剧。

多年以后，我看到他们中一位成绩斐然的版画家的系列作品，名为《上海风情——春风沉醉的晚上》。记忆一下子回到了2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们5个人——晓林、有良、老蔡、芳芳和我乘公交车去外滩。在外白渡桥附近，电车坏了，我们一起下车走到外滩去。那个5月，黄浦江上的风很大，夹杂着苏州河刺鼻的臭气。他们开玩笑地对电车司机嚷嚷着要赔偿。司机果然“上当”，认真而啰唆地说不是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找电车公司理论去。他们也佯装认真地对司机说：“你们公司赔得起咱们的青春损失费吗？还是算了吧。”电车司机一脸蒙的表情，让我和芳芳笑了又笑……

真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啊，那样快乐的沉醉，连河水的臭气都被稀释掉了。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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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夫妻俩都是四川某县人。她有特别好听的名字，取自一种冰清玉洁的花朵；他的名字则普通平凡，带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命名特点，如“勇”“兵”“钢”一类字词。我差不多快忘记他们的面容了，只记得她十足秀气，秀气到羸弱的地步；他则是典型四川男人的样子，中等个头，身形颀长。

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1989年9月，我从成都返回上海，我和他们住在硬卧的相向铺位上。我称呼他们“谢哥”“童姐”。48小时的车程实在太长，难免无聊，总要和邻座的人说上几句话来打发时间的。那些年，往返于成都、上海的火车上，我见识过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工人、军人、农民、职员、教师、运动员、学生……这对夫妇在上海郊区金山的石化某厂工作，男人是技术员，女人是普通工人。此时，女人刚休完产假不久，孩子放在老家，他们则要返回工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