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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欲去惜芳菲（第4页）

时隔30年，我真的已经遗忘了大多数细节。只记得在周庄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小陈带我进去买冷饮。小陈说这家店的人他都特别熟，他做导游时常来买东西。我开玩笑说：“是你拿回扣的商店吗？”他认真地说不是，公司对指定消费的商店都有一些规定，他从不逾矩。他个子无比高大，眼神却像孩子般纯净，我不敢相信他居然做过6年导游。那个时候，谁对导游没有几分成见呢？

走进商店，我才明白为何他带我来了。这家商店的售货员都是些看上去50岁左右的阿姨，她们异常热情地招呼小陈，还不住地看我。其中两个年纪大些的阿姨直接就说：“小陈，你女朋友蛮漂亮嘛！怪不得我们给你介绍对象你老看不上。小姑娘哪里的？”小陈微笑着说：“瞎讲八讲，人家是戏剧学院学生。”那些阿姨听完我的学校，大概把我当成了演员（他们以为这种地方只有演员），更嚷嚷开了，恨不得扯着我来打量。我明白小陈的心思，任由阿姨们评说，只是看着小陈微笑。她们纷纷向我夸赞小陈为人有多好，她们说不知接触过多少导游，只有小陈人最正点，长得又好看。

那些阿姨非常热情，非要留我们吃饭。小陈说时间不够了，下午还要赶回去。她们就拿塑料袋给我装了好些吃的东西，有话梅糖、蚕豆、果珍粉、饼干……我真是收获颇丰。

回市区的长途公交车上，夕阳如血，田野如画。上海的初夏，真是美得不可方物。小陈问我，他能不能握住我的手。我立刻拉起他的手，紧紧拽着。他羞涩地将头转向窗外那边，轻轻地用上海话说（他在我面前从来不说上海话的）：“今朝阿拉老开心。谢谢侬！”

我鼻头发酸，眼泪差点流出来……6

离开上海前，我没有和小陈告别。尽管他一再叮嘱我，要告知他我具体的离校时间。我明白自己今后也不会再与他联系。

有个人，在记忆里，他永远年轻、清秀、干净。在他的记忆里，也许，你也一样。

家在武康路

1

至少我是这样，对某个城市记忆的深浅，往往源于对那个城市中人的情感记忆的深浅。上海，一直以来，我总感觉有个隐形相伴的家在那里。武康路×××弄×号，它原本是个带花园洋房的院子，在我求学的20世纪80年代，它早已成为一处大杂院。大杂院中那栋多户人家杂居的洋房，洋房底层面朝院门的朴素的房间，曾经是我随时推门而进的家。如今，家的主人——赵伯伯和刘阿姨，已经先后离世。他们的女儿，我称为姐姐的那一位，也都嫁到美国多年了。2011年，我带着丈夫和女儿重回武康路，刘阿姨在这间小屋里为我们包着饺子。在团聚的欢乐瞬间，我就伤感地想：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享受这种温馨了吧。毕竟，赵伯伯已经瘫痪在床7年，刘阿姨也有86岁高龄。

2

1987年冬天，我刚到上海两个多月，爸爸曾经的同事解治伯伯，让我去给他在上海的老师送封信。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封信的主人赵老师，是他曾就读的中学——河北治中的校长。20世纪40年代末，治中是一所被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国民党陆军家属子弟校。1948年，这所中学的家长全部起义投诚共产党。

爸爸告诉我，解治伯伯之所以让我去送信，是因为他的老师是上海电视台的领导，认识他，或许对我有所帮助。

从小很怕见陌生人的我，犹豫再三去不去送这封信。我已经问过班里的上海同学，信的主人住的武康路×××弄×号，距离我们学校很近，走路过去也不过就是十几分钟。爸爸也来信催问我为啥老不去送信，辜负解伯伯的一片好心不合适。记得是在11月底的某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去武康路送信。

有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狐疑地看着站在大门外的我。我说我找赵庆辉。她听到我的普通话，更加怀疑地让开身子，给我指了指一栋洋房一楼的某个地方。

我向她指定的方向走去，她一直警惕地打量着我。

就这样，穿过一个公用厨房，我站到了铺着旧木地板的房间中。那个房间高挑陈旧，有着宽大的窗户。房间里的摆设平常拥挤，并没有什么上海特色。就像那个年代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写字台、布沙发和书架上到处堆放着书籍报刊。

房间里有好几个人。“我就是赵庆辉，你是谁呀？”写字台后面站起来一个高大的、戴着眼镜的中老年男人。他严肃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打鼓。我说明来意，递上解治伯伯的信件。边上一位面容和善的阿姨立刻笑了，她说：“是解治的信啊，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好吗？”这位阿姨讲话竟然没有上海腔，操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我听着很亲切，立刻觉得放松多了。我说其实我也没见过解治伯伯，他是我爸爸曾经的同事。

赵庆辉伯伯已经看完了信，他将信递给那位阿姨看。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一番，便说：“你是戏剧学院的学生。你的脸色不大好。我这里有客人，现在无法接待你。你可以到小妹的房间去坐一下。”我忙说不用了，我只是来送封信，送到我就可以回去了。赵伯伯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他说：“你别着急走，一会儿我还有话要问你。你先去小屋待会儿。”

那位阿姨已经出去了，我有点尴尬地站在那儿，听见赵伯伯对坐在沙发上的一对中年夫妇说：“我学生在四川的同事的女儿，戏剧学院的学生。”那对夫妇含笑点头。

我跟着这个姐姐去了洋楼外搭建的一间小偏房。很快，我们俩就在这间小屋里热烈地攀谈起来。我了解到这个姐姐是赵庆辉伯伯和刘云（我现在知道那个阿姨叫刘云）阿姨的女儿，她比我大11岁，叫赵晓梅。晓梅姐姐问我为何脸色不好，她知道我正在生理期后，马上让我换上她的棉鞋。一会儿，她又让我把脚伸进她的被窝去暖和一下。毕竟是初次见面，我很有点不好意思，她说不要紧的，执意要我把脚放进被窝。

过了一会儿，刘阿姨来到小屋。她始终笑眯眯的，看见我坐在椅子上，脚却伸进姐姐的被窝。她说：“这就对了，看来是暖和过来了，脸色也好了很多。”

她问了一些我的学习情况，说是今天很不巧，家里来了很重要的客人，他们无法接待我。我连连说不要紧，我就是来交信的。正说着，姐姐进屋来，给我端了一碗桂花酒酿圆子，让我吃下去，暖暖身子。

我在大院长大，赵伯伯刘阿姨和晓梅姐姐的形象气质，与我从小认识和接触到的许多人非常相似，感觉很亲切。晓梅姐姐对我说：“你有没有被我爸妈的话吓着？他们说话都非常正统。你是学艺术的？”我讲没有，他们的形象举止我很熟悉，尽管赵伯伯从始至终都那么严肃，不苟言笑。

那天，在我告别的时候，赵伯伯被刘阿姨叫到小屋来，他说：“抱歉，我今天无法和你好好聊一聊，客人还没走。好在你的学校离这里很近，来日方长，你还有4年的书要在上海读。欢迎你常来！”

说罢，他伸出手来，我们居然握了握手。我当时心想：真是老干部，我才19岁，他居然一本正经地和我握手。

刘阿姨微笑着说：“看来你和小妹很合得来，好！你就常来，按照四川话说，欢迎你来打牙祭。”

晓梅姐姐反驳她妈妈说：“打什么牙祭，你们吃得又不怎么样。刘晓村，艺术家，真好！”

刘阿姨爽朗地说：“吃得不怎么样，那也是家里，比食堂好一点。好了，以后常来。总之，欢迎你把这里当家！”

从此，我真的就把这里当成家了——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神奇的缘分。那一年，赵伯伯和刘阿姨已经62岁了。

3

我喜欢武康路上那个清爽简朴的家，渐渐地，我成了那个家中的常客。他们家明明有电话，我却从来不懂提前打电话去问是否合适去家里。我是随时想去就去，他们也从来都是表示欢迎，显得高兴。唯一让我改天再来的那次，好像是1988年春日的某天，赵伯伯在台湾的弟弟一家来探亲。一别近半个世纪，可以想见他们彼此激动的心情，而武康路的家又太小，实在太过拥挤，我只好告辞了。

没过多久，我在进到院子之后，已经会熟练地穿过厨房直接去客厅了。天气热起来时，就直接从通向院子的侧门进客厅。如果姐姐的自行车停在窗台下面，那就表示姐姐在家。姐姐经常不在家，她是父母和在上海的两个哥哥之间的联络员。我每次去，总是暗暗期待姐姐在家。姐姐很会做饭，姐姐在的话，就比刘阿姨做的菜更丰富，更好吃。

姐姐给我烧过很多我从未吃过的饭菜：三明治、法式面包抹西瓜酱、扁豆焖饭、炒鱿鱼干、红菜汤、鲜肉汤团、香肠菜饭……我只要提及没吃过哪种上海的食物，姐姐就说下次买给我吃。

两位老人的写字台面对面并置，安放在明亮的木窗下。写字台上堆满了书籍和报刊，书籍和报刊上画着道道，写有不少批注。每次去家里，赵伯伯无一不是在看报或在批注什么。客厅里常有客人来拜访，客人坐在沙发上和他们聊天。客人往往正襟危坐，像是在请教什么。从他们严肃的表情来看，谈论的往往都是大事吧。碰到这种情形，我就赶紧往姐姐的小屋去。

有时候，赵伯伯抬起头，看见是我，便露出轻微的微笑说：“你来了。找小妹玩去吧。”或者说：“你来了，看看你阿姨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夫妇俩都把我当小孩子对待。吃饭的时候，都给我夹菜。他们先吃完饭——他们食量一向较小——就会停箸齐齐看着我吃。赵伯伯说：“多吃一点，味道不见得多好，总比学校的油水多一点。”刘阿姨微笑道：“这孩子最近瘦了。”“这孩子最近胖一点了。”……真是像极了我爸妈守着我吃饭时的情景。姐姐那时还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姐姐总是笑话她爸妈：“你们这样看着她，刘晓村都不敢吃了……”

和每个家庭一样，吃饭的时候，家长就会问起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最近都看了什么书；学习进行到什么阶段了；同学们都在关注什么问题；老师们都有什么特点；在成都的爸爸妈妈有没有信来；冬天冷不冷，被子够不够厚；今年夏天特别热，要不要从家里带床凉席走……在这个家里，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放松。虽然知道伯伯阿姨是“老革命”，还是敢乱说一气。姐姐告诉我，大概是我年纪小，她爸爸妈妈听我议论各种事情，哪怕有些出格的言论（其实是幼稚），都只是笑笑。但是，对她的哥哥们，如果是和我同样的观念，就不会这么轻松对之。

两个哥哥和姐姐一样，语速极快，观点犀利，语气却很轻松幽默。他们和父母的讲话方式完全不一样。赵伯伯和刘阿姨是河北人，哥哥姐姐们却是在上海生长的上海人。哥哥姐姐们少年失学，插过队，当过工人，刘峰哥哥更是在东北插队近8年。他们什么苦都吃过。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才考进大学，继续学习，继而参加工作。

他们兄妹几人在一起，话题自然更贴近现实和时代。赵伯伯刘阿姨和子女的观点有些分歧，这其中有年龄差异，也有思想方法、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经历带来的对问题的不同认识。毕竟，赵伯伯刘阿姨既是革命者，也是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都让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做普通人伦意义上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