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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欲去惜芳菲（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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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刚20岁出头，还是大学生，就积极参加革命，做了地下党员。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当初的行为似乎都有些不可理喻。他们放弃了很多常人最看重的世俗生活，只为了“解放全人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也有他们的宿命。也许我没有资格去评判，我只是发现，人在年轻时如没有过理想，成熟之后，比较容易成为市侩。

赵伯伯和刘阿姨，他们从来不会躺在革命者的功劳簿上，为自己和家人捞取好处，占尽便宜。他们对人对己的高要求，也是自己和亲人始终无法轻松的一部分原因。

当然，他们也不是干瘪刻板、不通人情的电影里的“老干部”。赵伯伯细腻文雅，刘阿姨爽朗大气。1992年，他们夫妇来四川旅游，我们朝夕相处了多日，我对他们的了解深入多了。我越是贴近他们，就越是喜欢他们。

1949年之后，他们一直待在上海这座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赵伯伯样貌属于典型的“北人南相”，他聪慧敏感，善于观察，看人对事都是如此。他到我家做客，短暂的时间内，居然给我家的水龙头来了个改造。他安装了一个简单的机件，那水龙头马上就好用多了，不再到处溅水。我陪他们去乐山峨眉山旅行，一路上，保管旅馆钥匙、风景点门票之类需要仔细的事情，都由赵伯伯来做。

刘阿姨反倒要粗犷随性一些。她穿着打扮朴素，仿佛还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你要是以为她不懂美丑时尚，那就大错特错了。

到了乐山之后，我带二老去我爸爸的挚友家做客。这位叔叔是当地著名的诗人，赵伯伯和刘阿姨很想听诗人叔叔讲讲当地的风俗文化。我家和这位叔叔家一直来往密切，叔叔家的两个姐姐也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时候，我们彼此要好到互相交换衣服穿。那天，叔叔的妻子——周孃孃见到我，便打趣道：“晓村，你还是艺术院校毕业的呢，怎么都不打扮打扮？”我穿了一条宽松的黑色萝卜裤和一件男款黑白相间的大T恤衫。我正尴尬地对周孃孃笑着，就听刘阿姨为我辩解道：“您大概不了解她们艺术院校的学生，她这打扮看似朴素，其实是一种风格。他们艺术院校的学生就是要打扮得与众不同，才显得有个性。”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交流过穿衣打扮的事，但刘阿姨和我，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默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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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初是他们质朴良善的面相让我亲近，或许是多年来随着了解加深了敬爱，他们在我心里就是亲人般的存在。在上海时，每到寒暑假，我就把我的被套帐子、各种布娃娃毛绒玩具送到武康路的家，刘阿姨会把这些东西清洗得干干净净，装在一个大纸箱里，等待我开学时去取。她还帮我把衣服收拾一下：大衣扣子钉紧，毛衣线头剪掉……

他们一贯无私克己，把个人利益看得较淡。这既是人格和修为所致，或许也是年轻时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受到过训练的结果。生而为人，私欲实乃常情。但无论身处哪个社会，人们对那些顾念他人利益而牺牲部分小我的人，总是充满了敬意。

他们难得到成都，毕竟已是高龄，再来四川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我们一家人都希望能好好接待他们。他们考虑到妈妈在医院上班，需要上夜班，于是坚决不住在我们比较宽敞的家里，也坚决不让我们家人陪同他们参观。不过，他们夫妇都很喜欢和我们一家人聊天，特别喜欢我哥哥。哥哥在出版社做美编，他说话幽默直率，喜欢历史哲学，也喜欢吃喝玩乐。他和赵伯伯刘阿姨一见如故，在他们面前“大放厥词”，纵论古今。

没想到的是，赵伯伯和刘阿姨认为25岁的哥哥是个很有思想的青年，也特别有趣味，他们很欣赏他。哥哥更是喜欢他们夫妇。告别的那天，哥哥和我把他们送到成都火车站，看着他们上了去重庆的火车。哥哥对我说，从他们夫妇身上，他好像有点明白共产党当初为何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思想素质、精神境界和行为方式，都是高尚素朴、严谨宽厚、表里如一的！他们让人肃然起敬。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忧心忡忡。社会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有些是快速发展中的必然，只不过快到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也有一些是伴随发展出现的暗流、社会残渣和人性扭曲。从革命者的角度来看，困惑和忧虑是必然的。他们也不是全知全能者，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不过，若以漫长的历史情境来论，只要社会在发展，弊端就永远存在，除非一潭死水。

他们心中始终有个彼岸的理想世界。单纯的信念生发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坚信光明正派本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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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的故事，至今想起来历历在目。

1992年夏天，在峨眉山半山腰的某家旅馆，我因为发烧，未能与他们夫妇一同上山顶看日出。他们也都玩不踏实，中午就坐缆车提前下山，赶紧跑到旅馆来看我。看到我满脸通红正在昏睡，他们反倒放了心。那情景，就像他们不在我就会被山匪劫走一样。

我告诉赵伯伯和刘阿姨，哥哥姐姐们都成熟大气，朴实幽默，我非常喜欢他们。刘阿姨说，他们还差得远！赵伯伯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反问我说：“真的吗？你真这么认为？”我说当然了，我又不是没有接触过上海人，哥哥姐姐们很优秀，他们都是依靠自己在勤奋工作，努力生活，过得很充实。赵伯伯少有地明朗地笑着说：“他们本来就应该这样……”

夕阳下长时间的攀谈，温馨愉悦的氛围，阅历、经验甚至观念相距遥远的两代人，心，似乎贴得很近——无论何时回想起这个情境，我都会禁不住想要时光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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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我和丈夫、女儿到上海参观世博会博物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望已经卧床多年、昏迷不醒的赵伯伯。在华山医院的病房，我看到赵伯伯的模样没啥变化，面容沉静，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姐姐俯身抚摸着赵伯伯的脸，让他睁开眼睛看看我。姐姐说：“晓村来看你了，爸爸。你记得吗？刘晓村，你们一起在四川旅游的，在峨眉山。爸爸，你睁开眼睛看看晓村……”随着姐姐的呼唤，简直就像是有奇迹，赵伯伯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眼角还淌下了一滴眼泪……我相信他一定是认出我来了！我好高兴好感动，赶紧让姐姐拍下我和赵伯伯的合影。

从华山医院再回武康路×××弄×号，一路熟悉的街景让我心跳都加快了。进入小院，我才发现，每隔几年回来一次，这个院子似乎就变小一点。推开通到客厅的纱门，86岁的刘阿姨正在包饺子，我们有近15年没有见过面了。我叫了她，她抬头看见我，边流眼泪边说：“你怎么才来啊？他都那样了……”我走过去，紧紧抱着她。她变得如此羸弱瘦小，我就像搂抱着一个孩子。我们沉默着流了好长时间的眼泪，才强忍伤感互问近况。

她精神头还行，还在不懈地写着回忆录，每天也必去医院看望老伴。她变得脆弱，岁月不饶人。我们相聚的短暂的时间里，她一反常态，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当初去河北母亲家接长子回上海的情形。讲到长期离别的孩子对她的疏远，说孩子不愿意跟她回上海，却跟在她离开的长途汽车后面奔跑。她心如刀绞，泪流不止……讲述中，她多次哽咽。我安慰她，如今大哥哥也都有了孙子，她都做了曾祖母，应该心安了！她微笑着抹去眼泪，说自己真是老了，很容易难过。

她告诉我，第二年（2012年），她要到北京来故地重游，我虽然担心，自然也很期待。当然，她确实未能成行，2012年，赵伯伯去世了，她也罹患了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病，人陡然地虚弱下去了。

2013年冬天，我到上海出差，姐姐带我到刘阿姨住的医院去看望她。不管姐姐如何提示，她始终不知道我是谁。她豁达地承认自己脑袋有问题，啥都想不起来了。姐姐出去后，刘阿姨说，她不甘心就这样浪费时间，她每天依然有所进步。她会写几十到200字不等的日记（念给我听了几则），她去打扫病区的厕所（被护士阻拦），她给北京的杂志寄钱，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她在与大脑争夺时间。她很高兴，又有点焦灼地告诉我，过一会儿，某家照相馆要来人，给她和侄女一家合照留作纪念。她天真地问我：“你认识我侄女吗？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你是谁？……”

她和姐姐把我送出医院，看着我上了车。她好瘦小，站在姐姐身边，对我挥手。姐姐告诉我，有一次，她指着姐姐对人说：“她是我妈……”她重新变成了孩子，或许，对于艰辛劳苦一生的她来说，做孩子的感觉很幸福。

2016年11月，我回母校开会，顺道去看望刘阿姨。她已经和赵伯伯在世时最后阶段一个样，长期处于昏迷之中。在华山医院的病房，她闭眼睡着，全靠姐姐贴身尽心地照顾。她看起来没有多大痛苦。我深感宽慰。

我也明白，这天晚上的告别，就是和她的永诀。

8

还是在上大三那年。有一天，学院的剧场被征用，是要召开上海文学艺术界的某个会议。我和几个同学被派去会议现场做志愿者。我站在座位的通道侧面，突然看见赵伯伯往前排走来。我有点害羞地叫了他，他微微颔首，严肃地对我说：“你也在这儿。”我说我们是来服务的。他点点头，坐到了第二排正中的位置上。

身边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啊？”我说他是我的伯伯。同学说：“你伯伯好有气派，气质好好！比边上的人都有风度，坐在那儿好醒目啊！”那一刻，我心里别提多骄傲了！

9

两位老人都在高龄之年驾鹤西去。我清晰地记得1991年7月，我大学毕业离开上海前，去武康路的家，与赵伯伯和刘阿姨告别时的情景。

“我已经不在电视台工作了，我也无法帮助你在上海找一份工作。你的将来终归是要靠自己努力。回到四川，回到父母身边，很好。但是你要记住，这里也是你的家。”这是赵伯伯对我的临别赠言。

他们把我送出院子，然后站在门口，目送我走出弄堂。我不敢回头，眼泪迷糊了我的眼睛。走到弄堂口，我才转过身。他们的身影远了，小了，依然还是站在那里，对我挥着手……

这是永恒的画面。无论他们夫妇如今在哪里，对他们的记忆如同武康路上曾经的那个家一样，镌刻在我的头脑里。

成为一个作家（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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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随笔集《伊斯坦布尔》中，屡次提到父亲对他从事写作事业给予的决定性影响。帕慕克从私立中学毕业后，考入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学。学习具体而实用的技艺，既是他那土耳其上层家族对他的希望，也是他从小就喜欢绘画的自然结果。上了大学之后，他却发现自己真正喜欢干的事是写作。这种错位曾让他特别困惑和迷茫。